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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峰：选择2017年启动全国碳市场是经慎重考虑的
来源：澎湃新闻 | 0评论 | 3836查看 | 2017-12-20 09:43:12    
       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在京宣布，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电力行业）》（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印发标志着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完成了总体设计，并正式启动。

　　张勇说，方案明确了我国碳市场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明确了将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工具的工作定位，明确了碳市场建设要遵循稳中求进的工作要求，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率先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分阶段稳步推行碳市场建设，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我国碳市场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最关注的是全国碳市场真正运行起来，“所谓知行合一，即除了要了解其重要性,还必须付诸其行动。有了全国碳市场，我们就可以提高并培养碳市场，让碳市场向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李俊峰长期从事能源经济和能源环境理论的研究，是“扎耶德未来能源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2011-2016年期间一直担任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战略中心的主任和研究员。

　　他向记者介绍了碳市场在中国的建设历程，中国为什么要加入《巴黎协定》推动温室气体减排，为什么全国碳市场目前只纳入电力行业，以及全国碳市场建设前期和未来的工作等，也对企业该如何参与全国碳市场提出了建议。

　　碳市场是“以市场化机制完善政府调控经济发展的手段”

　　记者：请介绍一下中国碳市场从起意设计到启动试点，再到现在启动全国碳市场，经历了哪些过程。

　　李俊峰：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接点。2003年到2013年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消费总量飞速增长，碳排放总量的增长也出现了超出预期。在“十五”期间，国家开始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当时提出要把2010年的能源强度比2005年下降20%。

　　这个强化目标到2010年年底确实实现了，但是也出现一些质疑，认为政府只会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因为到2010年下半年，为了达到单位GDP能源强度比2005年下降20%的目标，有些地方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措施，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拉闸限电等现象。所以很多人提出，能不能用市场化的手段来促进节能减排？于是引入了碳排放权交易这样的理念。用市场手段推动节能减排，完善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

　　2011年，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北京等七省市进行试点。而在2011年之前，各个地方为此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从2005年到2010年间，由于大家已经在呼吁用市场机制促进减排工作，特别是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欧洲碳市场的活跃也让中国的一批投资者看到了机会，各地先后成立了碳排放权的交易所，包括北京的环境交易所、上海的能源环境交易所、天津的排放权交易所，都是在这一期间陆续成立的，山西省的一些地级市也成立了类似的交易所。

　　当时大家对交易所的期盼很高，希望通过市场化手段来推动节能减排，这是一个美好的初衷。因此,在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通知之后，广东、深圳、上海、北京、天津、湖北、重庆等七省市就开始陆陆续续地申请启动碳市场。深圳于2013年6月份启动了碳市场，深圳是中国第一家正式开市的碳市场。

　　经过七省市两三年的碳市场运行后，大家觉得试点地区碳市场比较成熟了，并且在各个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有条件建立起全国的碳市场。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提出，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国家相关部门也在紧锣密鼓地做出相关准备和安排。一直到今年年底，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

　　过去西方国家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也希望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来证明，我们在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在不断进步。因此，启动碳排放权交易有两方面考虑：一个是我们确确实实面临着节能减排的压力，我们需要尝试各种机制、手段和途径，以更好地促进节能减排工作；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通过一些市场化机制，来完善政府调控经济发展的手段。

　　记者：中国为什么要加入《巴黎协定》，要推动减排？

　　李俊峰：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的一件大事。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环境问题，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这句口头禅大家讲了20多年。因为气候变化是由人类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所造成，那么应对气候变化就应该从改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做起，所以说它是要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们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从1992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颁布《京都议定书》，再到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中国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并由此来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转型。

　　当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直到现在这些工作在国内还有很多质疑，有些专家讲，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阴谋，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制造障碍。中国社会对减排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也是不断提高的，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年，我国第一次参加气候变化谈判大会，那时候就有人说这是发达国家的阴谋、西方国家的阴谋，他们已经发展起来了而现在来限制我们的发展。当时也有记者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

　　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总体上是限制化石能源消费，而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增加化石能源消费，那么全球都在抑制或者限制化石能源消费，就会给中国这样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留出空间来。我个人判断它不是阴谋，即使是阴谋我们也笑纳。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承诺减排温室气体，逐步减少使用化石能源，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开始，90年代《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达成，推动了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化石能源消费增速减缓、零增长，或者是有实质性的下降，这就给我们的发展留出了空间。根据相关数据从1990年一直到2010年这20年的时间里，全球化石能源消费量的50%是由中国增加的。因此，参与气候谈判，履行《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并没有抑制我们的发展，恰恰相反，还为我国的发展留出了空间。

　　到2007年、2008年，特别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我们逐渐意识到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问题。资源高度依赖，能源高度依赖，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可承受之重，大气环境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带来了很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

　　2008年之后，我国提出“以外促内”，“倒逼发展转型”，也就是用外面的压力来迫使内部转型。哥本哈根大会之前，胡锦涛主席就提出，到2020年，我国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这些约束性的目标，可以用来倒逼我国的发展转型。

　　这是第二个阶段，以外促内。2010年之后，发展转型的想法慢慢被大家所接受了。

　　第三阶段，习近平主席提出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国不仅要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还要做引领者。引领别人的时候，你肯定要首先自己做得比别人好。

　　习近平主席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应对气候变化对我们自身的发展、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对环境的改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应对气候变化、减碳等行动，其实和我们的“蓝天保卫战”减少污染的措施高度相关，说到底是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问题。

　　所以说加入《巴黎协定》，对我们国家和人民都是一件好事情，对推动我国的发展也是一件好事情。

　　“多方考虑、平衡之后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

　　记者：是不是可以认为选择2017年启动全国碳市场，这个时间节点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必然？

　　李俊峰：选择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市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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