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您结合现在国内外的整体能源形势，谈一下“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战略意义？

　　秦海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聚焦能源安全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方面的“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这意义重大。

　　我所理解的能源革命，是一场沿着能源历史轨迹前进的、人类能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从高碳到低碳走向零碳的。这是一场以能源生产清洁化和能源消费电气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型能源革命，其终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现代能源体系。这种变革的实现途径，一是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逐步用清洁电力替代化石能源电力，直至化石能源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二是大幅提高终端用能的电气化水平，不断扩大电力的使用范围，例如建筑和交通，尤其是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将使电力从传统的工业主阵地扩展到交通领域，构造清洁交通系统；三是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目前来看，虽然进行能源革命已经成为共识，但要全面推行下去，依然面临一些难题，包括：一是全社会能源需求量庞大，并且浪费严重，效率不高，需要大力推进节能提效；二是我国的能源需求端和供应端存在严重不对称，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互联互通；三是随着越来越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接入，电力生产和供应的分散性和波动性都会提高，现有的电力系统需要进行重构；四是风电场、光伏电站等波动性电源的运行效率和水平还有待提高。

　　记者：弃风限电目前仍是我国风电发展的瓶颈。您认为，如何才能有效解决行业的顽疾，未来努力的方向又在哪里？

　　秦海岩：一是解决弃风限电问题，首先应该从战略高度统一认识。弃风限电核心问题是当电力供应能力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发电优先次序。作为已建成的机组，由风电还是火电来发，不应该是风火之间的讨价还价，而应该基于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标准。目前频发的严重雾霾天气使我们真切体验到了使用化石能源的代价，也在告诫我们，环境已经到了不可承受的境地，能源革命势在必行。

　　二是要破除体制机制约束，理顺利益关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核定并公布了弃风、弃光地区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收购年利用小时数以及相关结算和监管要求。作为落实今年3月24日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的核心措施，为落实《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全额保障性收购提供了具体措施和手段，为走出可再生能源产业面临的最大困境提供了有效途径，为实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自主减排承诺奠定了基础。《通知》规定的全额保障性收购年利用小时数保证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合理收益，对各方权责和具体实施要求进行了明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第三，切忌让违法行为打上“电力体制改革”的幌子。弃风限电已经给风电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还通过变相降低风电上网电价的方式来进一步侵害风电企业的合法利益，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要求风电企业拿出收入所得，补偿当地火电企业，导致企业的处境雪上加霜。《可再生能源法》中所说的全额保障性收购，是“量”的全额和“价”的全额，只有“保量保价”，才能使风电项目获得合理收益。

　　第四，一定要做到“依法行政，有法必依”。电网企业要积极履行责任和义务，完成全额保障性收购，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优先发电权。地方政府要依法行政，只有在“保价保量”完成保障性收购的前提下，才能对超额部分进行市场交易并执行市场价格。风电、光伏企业和行业协会，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能源行业，需要科学创新的推动和引领。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下发了《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您认为，现阶段我国风电在科技创新上取得的重大进展有哪些？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并向新能源开发更深领域拓展？

　　秦海岩：近几年，我国风电市场发展势头迅猛，风电技术不断创新、趋于成熟，并呈现出以下趋势：首先，风电机组功率和风轮直径有逐年扩大之势，多兆瓦级风电机组的研发进程加快；其次，风电机组在设计方面更加智能化和细分化，研发出了很多适合不同环境气候条件的定制化机组；第三，直驱型风电机组的运用越来越广泛；第四，大型海上风电机组技术发展迅猛，已有多款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产品研发出来并投入商用。

　　关于技术创新是如何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我可以举个例子：之前，行业普遍认为，风速低于6米/秒的资源区不具备经济开发价值。但是，通过“十二五”期间的技术创新，叶轮直径的加大、翼型效率的提升、控制策略的智能化、超高塔筒的应用以及微观选址的精细化等技术发展，提高了机组的利用效率，使低风速资源也具备了经济开发价值。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能够在工业、交通、建筑、电力四个能源消耗重点领域，创造性地把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综合性设计方案以及新型商业模式和竞争策略，这四大领域相互作用的影响会远远超过各部分简单相加，因为这是一种革命性的重组。

　　记者：在第十届中国新能源国际高峰论坛上，我国能源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技术进步和各方面成本下降，2020年风电光伏基本可以实现平价上网。您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努力？

　　秦海岩：目前提到风电平价上网的问题时，很多人都是拿风电价格与火电相比，他们认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比火电贵。其实这种比较并不公平，因为火电价格并不是其完全成本的体现。据权威机构测算，加上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等外部性成本，火电的完全成本是现行火电价格的2到3倍。但在火电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电力目前还不可能在市场上与火电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只能靠补贴支持———确切地说，是对可再生能源外部性价值的一种补偿。比如，建立绿色证书交易制度，要求火电企业购买绿色证书，就是一种将其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手段。

　　目前，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高于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的差额部分，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对销售电量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筹集的。从2006年至今，我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从最初的每千瓦时0.1分钱提高至1.9分钱，但电价附加标准的提高始终滞后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需求。到2015年底，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累计缺口400多亿元。导致以上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作为可再生能源补贴重要来源的电价附加，目前征收额度标准不够，征收标准每次调整手续繁复，周期很长，还存在很大争议。另一方面是因为电价附加并不能按时足额征收上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些补贴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解决这些现存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首先，建立健全市场化电力体制和市场机制。其次，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进展，要完善补贴方式。按照电改的方向，电价会逐步取消政府定价，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现在政府制定的火电标杆电价会逐步取消，所以目前在火电标杆电价基础上的补贴方式，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引导企业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加速技术创新。最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