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恕诚，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1993年至1998年间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1998年至2007年间任水利部部长。

　　从水利部卸任之后的五年间，汪恕诚仍然跃在水电行业。与以往不同的是，他的思考已跳出了水电的范畴，站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思考整个中国的能源现状与出路问题。

　　2012年水电新春联谊会上，年届七旬的汪恕诚已是满头银发，依然清爽矍铄、笑容可掬。他说，他总在讲一件事，就是以前水电人苦盼的水电之春已经来临，形势要求水电保持每年新增装机容量1000多万千瓦的发展速度，这就要求水电人更上一个台阶，来一个大跨越。如果安于现状，就有愧于历史赋予的机遇和舞台，有愧于这个时代。

　　汪恕诚说的跨越，是指建设思想和理念上要更加注重生态平衡和生态效益；管理上更加强调统筹整个流域的综合效益；技术上实现数字化、信息化，搞数字水利、数字水电。

　　在接受记者记者专访时，他结合自己多年来在水利电力部门工作的经验，以及不断变化发展的中国实际，畅谈中国电力的未来发展问题。他认为，到2050年，全国电力装机应达到30亿千瓦，并提出了6个5亿千瓦的观点，即煤电5亿千瓦，水电5亿千瓦，核电5亿千瓦，风电和太阳能发电5亿千瓦，煤气发电5亿千瓦，页岩气发电5亿千瓦。

　　记者：党的十八大提出，“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不是电力供应也要跟上去？

　　汪恕诚：现在要确定中国电力2050年发展目标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一个是发展总量，即电力装机容量到底要发展到多少；另一个是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关于电力总装机一般有两种计算方法：一个是用经济发展速度加上电力弹性系数计算，推算到2050年电力装机要发展到多少。这是搞计划的人常用的方法，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另一个方法是计算人均装机。美国现在人均是3.5千瓦，日本2.5千瓦，欧洲国家大体上是1.5-2.0千瓦，中国0.9千瓦。我认为，中国到2050年人均装机容量达到2.0千瓦还是需要的，中国届时人口总数将达到15亿，这样就需要30亿千瓦的总装机。

　　现在全世界都很关注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都在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他们推算出来的数据都在35亿千瓦以上，甚至40多亿千瓦的都有。我个人认为，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看，30亿千瓦是需要的，我取的数字比世界各个机构及国内一些专家、学者推算的最低值还要低15%左右。目前，我国电力总装机是12亿千瓦，至30亿千瓦还需要发展18亿千瓦。

　　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现在中国发电80%靠燃煤，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这些年我国煤炭产量每年增加1.5亿-2亿吨，电力新增装机8000万到1亿千瓦，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70亿吨，大约占世界排放总量的五分之一。最近荷兰和欧盟的一个联合研究机构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甚至认为中国201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90亿吨。总之，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对于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中国现在电力结构调整的难度已经远远超过发展的难度。中国政府承认全球气温升高不能超过2度，这就意味着承认全世界温室气体每年的限排总量，也即承认了至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减半的目标。西方发达国家承诺，到2050年减80%，剩下来的指标就看发展中国家怎么办了。而中国已经是排放最多的国家，又是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因此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知难而上，接受挑战，高姿态承诺，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减半。

　　记者：情况如此困难，这30亿千瓦靠什么来实现？

　　汪恕诚：我的观点是6个5亿千瓦，即煤电、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煤气发电、页岩气发电各5亿千瓦。我想强调一点，任何一种发电手段都有其优势，但也有其制约因素或者说短板，有限制发展的“天花板”。

　　记者：说到发电，燃煤发电现在比例最高，将来肯定是少不了的。

　　汪恕诚：燃煤发电的制约因素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排放总量限制就是“天花板”。因此，燃煤机组不可能装得太多，大体上是5亿千瓦，而现在是10亿千瓦，要砍掉一半，否则不能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要求。燃煤发电一吨燃煤释放2吨二氧化碳，中国现在年产35亿吨煤，其中接近60%用于发电，排放量可观。目前中国的燃煤机组仍以每年7000万-8000万千瓦的速度在发展，估计发展峰值出现在2030年左右，然后要逐步压缩，到2050年，燃煤机组总装机不能超过5亿千瓦。

　　记者：水电未来的发展是不是已经明朗？

　　汪恕诚：水力发电（不包括抽水蓄能）的“天花板”是可开发的水力资源总量，也就是5亿千瓦。这里我想再次强调一下，目前水电仍是我国资源最丰富、技术最成熟、成本最经济、电力调度最灵活的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也是最现实的具有大规模发展能力的首选能源，是可持续利用的低碳能源。

　　记者：有专家对核电的寄望很高，核电有没有可能做到5亿千瓦？

　　汪恕诚：第三个5亿千瓦是核电。现在我国的核电只有1000多万千瓦，核电的“天花板”是安全。核安全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核燃料铀的来源；另一个是核电站运行过程中的安全及核棒、燃料、废料的处理。

　　我国是贫铀国家，铀产量很低，世界上排在前面的是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我国排在第10位之后。最近有报道说我国在内蒙古发现了大铀矿，这是件好事，但核燃料的贫乏肯定仍然是制约因素之一。

　　核电的一个很大优势在于发电的均衡性。核电的年利用小时数可达8000多小时，火电约5500小时，水电3300小时，风电约2000小时，在中国，核电肯定是要发展的，不发展解决不了中国的能源问题，但核电站的安全又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核电机组一般每台100万千瓦，5亿千瓦就是500台，如果将其在全国各省撒开，一旦出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建议，在我国西部的沙漠或深山无人区建设核电城，一个城装机1亿或2亿千瓦，用超高压特高压将电能稳定东送。这样，即使有个别机组发生事故，也不会造成核污染扩散，可大大减少损失。

　　我曾去乌克兰访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竟然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水源水库的上游，因此虽然核事故已过去了这么多年，自来水的检测指标也已正常，但很多人仍不敢饮用，其影响和损失是巨大的、长远的。另外，核事故造成的核辐射看不见摸不着，半衰期还很长，最容易受伤害的是儿童。因此，我反对在任何河流的中游和上游修建核电站，搞核电到西部（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无人区去搞，然后用超高压特高压送出来。

　　记者：风电和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呢？

　　汪恕诚：第四个5亿千瓦是风电和太阳能。风电和太阳能的“天花板”是它的不稳定性，因此其装机容量占电网总容量的比例不能超过某个数，否则电网调度很困难。最初丹麦、荷兰说不要超过5%，后来欧洲电网联网了，可以做到不超过15%。

　　为什么有这个比例要求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1000万千瓦的风电场，有风时1000万千瓦发电了，但同时就得压掉1000万千瓦煤电，因为用电负荷是一定的。可是又不能不建这1000万千瓦的煤电，因为风电随时可能没有了。这样，因为风电，一些火电装机就成了电网的备用机组。这个事情很麻烦，一方面这些电厂的经济效益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煤电机组也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调度上很困难。正因为如此，以目前的技术水平，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占电网总装机的比例很难超过15%。另外，风电、太阳能年利用小时数过低，不宜远距离送电，否则经济上很不划算。

　　记者：几种发电手段基本上都说到了，剩下的10亿千瓦也不是个小数目。

　　汪恕诚：第五个5亿千瓦是煤气发电，采用IGCC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发电。最近清华大学倪维斗院士写了一本书叫《困局与突破》，提出“IGCC+多联产+CCUS”是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的战略方向。我非常同意和赞赏他的观点。这里CCUS是指二氧化碳的捕捉、利用和埋存。我们现在比较注意从烟气里收集二氧化碳，由于其浓度低，收集成本很高，还会降低发电效率。而在IGCC多联产系统中，从煤气化后的合成气中捕捉高浓度、高压的二氧化碳相对比较容易，所耗费的能量与成本比从常规电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