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也伴随着高能源消耗，污染和碳排放等环境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密度大，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更为严重。而化石能源燃烧造成的碳排放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为了应对化石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中国政府积极推进能源低碳清洁的转型。一方面，通过补贴和政策扶持，推动光伏、风电、核电和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进行了限制。针对水泥、平板玻璃等高耗能产业也都制定了不同程度的淘汰落后产能方案。同时，通过环保督查巡视等手段，给地方政府施加很大的压力，迫使落后产能退出市场。

不可回避的是，中国能源低碳转型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随着清洁能源的发展，其补贴负担也越来越重。目前的补贴政策不具备可持续性。补贴的来源一是电力的交叉补贴，二是财政的转移支付。但是，交叉补贴会提升整体电价水平，损害制造业的竞争力。而财政转移支付，其来源最终也是消费者，且政府在使用财政收入时还可能出现“无谓损失”。过重的财政补贴负担要么压缩民生支出，要么加重企业负担。

其次，低碳清洁转型应该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而资本存量增长离不开能源消耗，就是说能源需求在未来还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西方国家的发展经历显示，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快速的资本积累往往会伴随着较高的能源需求增速，对于大国而言尤其是如此，不切合实际的转型目标和方式将推升能源成本而阻碍顺利转型。因此，采取什么样的能源转型策略需要进行科学的合理评估。环境污染是区域性的，而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技术进步往往都具有外溢的作用，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也会受益全球。

笔者认为，顺利实现能源低碳清洁转型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需要平衡经济增长、能源需求与清洁转型之间的关系。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能源消耗的增加。执行转型政策应该根据经济运行状态进行动态调整。能源转型应该是一种顺应经济周期的行为，即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转型的速度可以快些。而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转型的速度可以适当放慢。

二是能源清洁转型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因此转型应该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很多时候，能源转型的成本通过交叉补贴直接传导给终端，而并不是由财政支出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能对能源转型带来的成本变化不敏感。但转型的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并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三是能源清洁转型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配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迅速发展了自身的制造业。最近几年全球化开始出现退坡。短期的外部环境恶化可能需要中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对冲外部压力，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扩大政府基础设施开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能源强度很大，也将大幅度推升能源需求。

四是目前能源转型的政策主要是围绕减少煤炭消费来进行的。这主要是因为每提供一单位的能量，煤炭所排放的污染物和碳排放量要远高于其它能源品种。无论从资源禀赋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还是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煤炭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主导能源，因此需要充分理解和把握“减煤”的难度，不能过于乐观。

笔者认为，要应对能源低碳清洁转型的困难，可以采取以下手段：首先，目前中国还不需要将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区分考虑。污染物排放是区域性的，对民众的健康造成直接的威胁，是目前政策着力的重点。由于中国的清洁转型主要围绕减煤，因此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减少碳排放是一致的。包括鼓励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发展，以及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等手段来提升环境质量。

其次，应该制定更为科学的转型方案。对于能源转型的路径和方式，需要进行经济性的权衡。在进行转型时，需要从整体的社会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对不同转型方式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确定最优的转型路径。

最后，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进能源转型。清洁能源技术进步的好处是全球性的，不可能存在某个国家完全长久垄断某种能源技术的情况。当前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