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制造业综合成本日益攀升，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来依赖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发生转变。在此背景下，应进一步深化改革，重点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增强制造强国建设的“软实力”。同时，制造企业也应加快转型升级，以应对成本变化。

国际对比：我国制造业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发生改变

我国制度性成本处于较高水平，制造业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增强创新型服务方面“双向发力”，促使各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因地制宜降低制度性成本。据世界银行2016-2018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当前制度性成本低于印度、巴西和越南，但高于德国、韩国、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我国劳动成本仍具优势，但受到新兴经济体的挤压。受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者权益有效保障等因素影响，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幅较大。数据显示，2008-2016年，我国制造业工资从24192元/年增加到59470元/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1.9%，这一增速不仅快于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也快于印度、巴西、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2016年，我国制造业人均工资为772美元/月，远低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与马来西亚、巴西两国相差不大，但分别是印度和越南的5.63倍、3.23倍。

我国融资成本处于较高水平，企业贷款利率仍处于高位。近年来，针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我国出台多项措施，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1-2016年间，我国总体贷款利率呈下降趋势，从6.56%降至4.35%。通过国际对标分析发现，2011-2016年，巴西融资成本最高；融资成本同样呈上升趋势的还有德国与马来西亚，均由低于转为高于我国贷款利率水平；印度、越南两国尽管融资成本呈下降趋势，但其总体水平一直高于我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融资成本近年来均一直低于我国。

我国税负成本较高，制造业总税率处于世界前列。我国现行以企业为主体税源、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及多重叠加的非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总税率。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总税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较2005年降低了12.7个百分点，但通过国际对比分析发现，除巴西自2006年起总税率高于我国外，我国制造业总税率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高于韩国、越南与马来西亚三国。因此，仍需进一步加大税费改革力度与幅度，增强制造强国建设的“软实力”。

我国能源成本较高，工业用电价格仍有下降空间。我国工业用电价格低于德国、日本、巴西等国，高于美国、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能源价格相对较高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造成抑制作用。此外，国外居民平均电价要高于工业电价，而我国则恰恰相反，2017年全国工业电价约为居民平均电价的1.03-1.51倍，其中一般工商业电价约为居民电价的1.43-1.50倍，大工业电价约为居民电价的1.03-1.13倍。

我国物流成本较高，制造业企业承担较大物流成本压力。我国物流成本居于高位的局面尚未得到基本改变，制造业企业仍需承担较大物流成本。据物流与采购联合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6年间，我国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从18.1%降至14.9%，降低3.2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

我国企业用地成本明显提高，增加了制造业企业负担。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从全国主要城市土地出让监测价格来看，尽管2012年以来有所放缓，但是土地出让价格仍然呈现出上升趋势。从国际对标来看，我国工业用地价格适中。当前，我国主要城市的工业用地平均价格为126.15美元／平方米，与德国、韩国、印度等国地价水平相当，但远高于美国、马来西亚等，且我国工业用地资源相较上述国家也愈加紧缺。

通过国际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制度性成本、融资成本、税负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较高，仅有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其中，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远高于我国，但在其他方面却低于我国或与我国相当；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融资成本与税负成本方面也面临巨大压力，但其劳动力成本与我国相比具有优势；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在物流成本方面远高于我国，但其他方面则低于我国或相差不大。

对策建议：深化改革，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在此背景之下，要加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重点深化税费改革，促使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第一，加强动态实时监测与舆论引导。建议健全制造业企业经营情况运行动态实时监测追踪机制，打破“信息孤岛”，打造工信、能源、交通、国土、统计、税收、人力资源、海关等多部门“信息共享”模式，实时关注国内外涉及制造业企业的制度性成本、人工成本、融资成本、税负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用地成本等变化趋势，掌握国内外制造业成本变化趋势主动权，及时给予有理有据的研判分析，及时引导国内制造业企业提出应对之策。

第二，优化制造业税费融资成本结构。加快推进税收立法进程，以法律形式固定征税范围、税基、税率、减免税政策等税收要素，促使税收征管法制度创新的规则设计更科学；适度调整优化制造业企业还需缴纳的资源税、消费税、关税及“五险一金”等其他附加税费；下调制造业下游批发零售业相关税率或是增加相关进项抵扣额；扩大研发费用抵扣范围，将贷款利息等纳入抵扣范围；对国家重点扶持的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加大财税优惠政策扶持，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第三，降低能源、土地、物流等方面成本。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合理设计电力市场、有序推进价格竞争，全面实施输配电价改革，科学核定输配电价，尽快形成煤电联动的市场价格，有序推进重点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进一步降低制造业用电价格。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中长期内工业用地占比要求并严格落实，安排增量用地指标奖励制造业发展较好的省市，鼓励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出让等方式供应土地，降低工业用地企业初次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成本。加快物流运输组织模式创新，鼓励支持多式联运、物流信息化和物流设备标准化，完善社会化、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体系；适当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鼓励实行分时段差异化收费。

第四，引导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应对成本变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力培育新动能，重点培育高端装备、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加快推进制造企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发展技术或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继续支持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兼并重组、颠覆性成果转化等，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龙头企业，推动企业产品向中高端迈进。支持制造企业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改造，重点推进智能制造，通过信息化与智能化降低能源消耗和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