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重大能源战略思想。

当时，中国所处的客观环境是，能源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

与此同时，伴随着世界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中国作为能源大国和负责任大国，也肩负着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地区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能源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能源革命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始终。从能源资本角度看待能源问题，进一步学懂、弄通“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重大能源战略思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能源认知革命：能源的本质是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

能源革命的基础，首先是认知革命，要正确认识和理解能源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五位一体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来源于旧能源秩序，必定会开创一个新的能源秩序。这个有机体存在着一个本质的驱动力，也是各种能源形态的“内核”——资本。

人类社会所创造和积累的财富，都离不开以太阳为能量来源的各类能源产品。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四次重大能源转型或能源革命，每一次都是能源资本创造价值的体现。

第一次，人类学会钻木取火，与动物界彻底区分开，柴草、树木的价值潜能被发现，这是“植物能源时代”。第二次，西方工业革命中催生蒸汽机，煤的价值潜能被发现并固定下来，这是“煤炭时代”；随着技术进步，石油和天然气这两种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被发现并固定下来，称为“石油时代”。第三次，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原子核深处巨大的能量得以应用，原子能这种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被发现并固定下来，标志着人类进入“核能时代”。第四次，在能源革命浪潮下，各种新型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被发现，这是全新的“新能源时代”。

在每次能源转型和能源革命中，各类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即资本属性被发现，并传承下来，成为能源资本。能源资本转由能源资产转化而来的，这种转化需要四个因素。

一是货币资本

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包括各种能源形态）凝结了上一个生产循环中所创造的货币资本价值。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后，投入到其他经济活动之中，其价值凝结在生产过程所形成的商品中，由此完成“产业资本”循环，能源资产价值得以显现。

二是人力资本

人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与价值创造者。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不论是数量上还是收益上，都远远超过物质资本，这是因为它已经携带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

三是技术平台

能源资产要想转化为资本，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平台。技术进步既能从物质资本上体现出来，也能从人力资本上体现出来。技术平台涉及不同形态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各种技术手段，是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孵化器”。

四是市场环境

商品交换和经济运行必须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哪里就有市场。能源资产只有在市场环境中，才具备转化为资本的必要时间和空间。

资本是人类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的恰当运用，结合人类劳动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的财富。

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也就会持续下去。各种能源形态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犹如“细胞分裂”一般，从劳动和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在某种正规所有权制度下的资产，然后再通过前述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这四种要素而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形态——能源资本，这四种要素便是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遗传基因”。

能源消费革命：消除因能源资本过度消耗带来的“迭加蝴蝶效应”

能源资本DNA结构的每一种“基因”，既有持续创造价值、驱动经济增长的“遗传”功能，同有阻碍资本发挥价值创造能力、约束经济增长的“变异”功能。这两种功能的载体分别是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产生某种干涉。

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是各种能源形态所含有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快慢。驱动因子主要以能源资本投入数量来表征，反映的是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强度。

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是指把各种能源形态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释放出来的水平和效率，决定着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好坏。约束因子主要以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高低来表征，所反映的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水平，是对能源资本质量的规定性。

能源资本的双因子类似于生物学中DNA的双螺旋结构，通过某种机制形成能源资本的内部稳定性，一个因子发挥作用，是以另一个因子发挥作用为条件。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增长总是处于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的动态平衡过程，需要能源资本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协调，这是能源资本双因子干涉理论的运行机理。

从能源资本DNA的四种“基因”的内禀特征来看，他们对经济增长都具有驱动和约束功能。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供给充足时，能源资产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反之对经济增长就具有约束作用。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的实质，就是尽可能发挥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协调执行功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能源资本消耗，使生态环境受到较少破坏。

气象学有“蝴蝶效应”现象，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产生巨大连锁反应。科学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与化石能源的消费相关。能源资本的价值创造过程伴随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排放过程不可逆且不断地产生积累效应，使各个局部“蝴蝶效应”迭加起来，使地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迭加蝴蝶效应”。

旧的逻辑认为，污染是进步的代价。但从长远来看，污染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可能更大。如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意识地制约能源资本驱动因子的职能，加强约束因子的职能，那么“迭加蝴蝶效应”就会受到制约甚至消除，我们称这种现象为“逆蝴蝶效应”。

为了消除或缓解能源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对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性状进行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遗传”特性。这种改造的具体化，就是实现能源形态的转型，通过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恰当投入，开发出某种新的能源形态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通过这种“基因”改造，有效地促进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协调执行职能，有效消除生态环境的“迭加蝴蝶效应”，努力促进“逆蝴蝶效应”形成。

能源供给革命：夯实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物质基础

能源供给革命包括两个含义：一方面，不断扩大各种能源形态的供给渠道和总量；另一方面，加快能源转型步伐，为绿色发展提供新的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

被称为“精英能源”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三类能源形态的大规模应用，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精英能源”表现出三个特性：一是不够多，储量总是有限；二是不够用，不能满足人类社会全部能源需求了；三是不够好，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污染和损害，形成“迭加蝴蝶效应”。

现代能源利用趋势是由“高碳”向“低碳”、由“低密度”向“高密度”转变，由“黑色”向“绿色”转变。从柴薪到煤炭，再由煤炭到石油，由一种高效的能源形态替代低效的能源形态，具有自然选择的意味。

能源转型主要针对能源消费量转化、能源形态转变以及能源资本转移，是对庞大的社会工业体系、生产方式、经济结构重塑的过程。这对所有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上有所牺牲，就很难在环境约束和成本约束中达成平衡。能源转型不是单纯地用一种能源形态替代另一种能源形态，而是整个社会的综合转型，是对能源资本DNA结构四种“基因”的“基因改造工程”。

能源转型的一般含义，就是由新能源代替旧能源。对于什么是新能源，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能源形态利用的先后次序，二是能源利用技术手段的新旧程度。

能源形态转型，主要是由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存在着三个不同：第一是有限可用性与永久可用性；第二是有排放物与零排放物；第三是体系差异。越用越少的能源总要被理论上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替代，落后的能源利用技术总要被先进的技术所替代。能源转型的难度或障碍，主要是如何克服第三个不同，打通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体系转换通道。

能源转型是一场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低碳取代高碳（油气取代煤炭）；第二步，无碳取代有碳（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从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实践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人类的决策可以加速能源系统的转变，但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能源发展的自然属性，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都要减少能源的消费，逐步加大非化石能源的供应比例，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提高能源的转化效率，这是能源供给革命的本质要求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