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机遇。”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研究员杨雷在接受专访时提出。

在他看来，抗疫过程中，数字技术比如现代物流、远程医疗、网络课堂、网络会议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必将深刻影响包括能源在内的更多行业；同时，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和环保，更加绿色环保的能源体系不仅是愿景，更会越来越成为刚需。这些都将对能源革命产生积极促进的作用。

杨雷曾任国际能源署署长高级顾问、国家能源局副司长。他致力于推动能源转型、能源改革和全球能源治理，并曾参与多项能源政策的研究制定。最近他在国家能源局的支持下，调入北京大学参与筹建北大能源研究院。

杨雷认为，能源革命是一个产业界、技术领域、政府政策密切互动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过去能源行业的领导者主要是组织生产的能源寡头，但未来能源供应企业都将逐步转变为能源服务企业，这是一场基于需求侧响应的供给侧革命。

他还认为，民营企业在提供服务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且更灵活更具创造性，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将会迎来能源领域的大发展时期。

“我个人觉得，三年能见成效，五年能见大进展，十年能见革命性的改变。”他说。

不过，他也清醒认识到当前能源革命所面临的问题。

无论是清洁能源发展，还是数字技术，中国在硬件方面都已处在全球领先水平。但软实力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市场化的环境尚不完善，这使得新的商业模式很难构建，技术创新只能停留在试验示范阶段，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

此外，能源条块分割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打通不同能源之间的行业壁垒。不仅是技术上，还需要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清除障碍，为新的能源服务模式创造更好的条件。

对于正在编制的《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他建议应该先展望未来，再立足当下，从能源行业长期发展的角度进行更加系统的规划，而不仅是修修补补，要有长远眼光，从而适应新需求、新格局。

“能源革命要从思想革命开始。”他说。

以下是访谈实录：

记者：新年伊始，中国乃至全球就遭遇新冠疫情“黑天鹅”。疫情会对能源革命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雷：疫情造成很大恐慌，油价暴跌，经济大幅度下滑，也给未来发展蒙上浓重阴影。

但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机遇。

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数字技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现代物流、空中课堂培训、网络会议等。所以可以预见，未来这种趋势会更加深刻地影响包括能源在内的更多行业。

疫情也在加速改变人们的认知和生活方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更加绿色和环境友好的能源体系不光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刚需。

改变起于认识，能源革命要从思想革命开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疫情也会对全球能源发展和能源革命产生积极正面的作用。

记者：目前中国在能源的数字化方面进展如何？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杨雷：中国无论在能源清洁发展，还是在数字技术上，尤其是硬件方面，都处在全球领先水平。中国是最大的光伏制造国和安装国，最大的风电安装国，最大的电动汽车拥有国，也是能效提高最大的国家。

我们的数字技术，有华为、腾讯、阿里等系统提供商，应该说他们也处在全球前列。

我们的不足主要是软实力，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完善的市场化环境。中国正在推进电力和油气的市场化改革，进行现货交易试点，推动实现市场化的能源价格，但跟国际水平相比还很不完善，这使得新的商业模式很难构建。

如果只是有技术，没有相应的政策环境，创新就可能只是在实验室里实现，无法规模化发展。

再一个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就是能源的条块分割。这个你从能源单位上就能看出来，煤论吨，石油论桶，天然气论方，电池论瓦，不同行业之间甚至觉得隔行如隔山。从管理上讲，不同行业也是归口不同部门管理。

综合能源服务需要打通不同能源之间的行业壁垒，不仅是技术上，还需要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清除障碍，为新的能源服务模式创造更好的条件。

记者：谁是能源革命的引导者？

杨雷：我个人认为，能源革命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界、技术领域、政府政策密切互动的过程，将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时代。

技术革命是最大推动力。然后是商业模式创新，也就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先进技术没有规模化发展，是不会产生革命性影响的。

当商业模式在部分区域取得成功，进入商业化发展的突破时期，就需要一个新的政策环境了。没有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也构建不了新的商业模式，需要扶一把，扫清一些障碍，还有一些监管问题。

你要说谁能做引领者呢？过去能源企业大多是寡头，以后能源将逐步由供应变为服务，服务需要贴身了解用户。这是一场基于需求侧响应的供给侧革命。这时候，善于组织生产的大企业优势就不显著了，要有一个转变和学习的过程。

综合能源服务行业是一个前途远大的行业。民营企业天然更擅长提供服务，小企业还更灵活更有创造性。未来会有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进入能源服务领域，将迎来大发展的时期。

综合能源服务不再局限于原来的节能，它是能够发展成为对能源系统进行重构的力量，所有在能源服务行业的人都应该有这样远大的抱负。

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挺长的发展时期，有一些企业可能会脱颖而出。现在数字化做得比较好的，像新奥、远景等，他们为行业做出很多探索。

配套的东西都在逐步成熟和完善，储能、数字化技术、成本快速降低的新能源技术等都在迅速发展。他们像一个交响曲，演奏到什么时候是高潮？会不会有更加革命性的技术出现？我们还是充满期待。

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不觉得需要十年，当然我也不觉得明年就能实现。我个人觉得，三年能见成效，五年能见大进展，十年能见革命性的改变。

记者：《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在即，你有哪些政策建议？

杨雷：我个人觉得应该从更加系统的角度进行规划。我们经常是搞煤的说清洁煤，搞新能源的说新能源，相对而言缺乏系统的考虑。当然这个也很自然，能源行业发展到现在，有庞大的存量，也有很多现实利益。

咱们经常有句话说，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问题是，如果只是修修补补，最后就会发展到系统偏差很大。所以我说，应该是先展望未来，再立足当下。在这么一个革命性的时代，这点尤其重要。

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对当下很重要。一个传统电站可能存续几十年，如果可以看远一点，就知道系统需要怎样的变化，才能更好地规划以适应新需求、新格局。

如果立足当下，我们会想，火电厂关停会有很多人失业，我们是不是把它改造一下，让它增加一些其他作用来适应目前的问题。可是这样补，明年可能又出问题，你补来补去，问题会积重难返。兼顾现实和未来会很困难，政府的同事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会产生尖锐的思想碰撞。

所以问题在于，你是要更加注重当下的问题解决还是解决未来问题？我们有一些体制的优势，制定五年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要我们立足对未来的判断来开展当前的工作规划，这也是为什么要制定五年规划。起码能研究五年以后的事，我觉得这个对做好能源工作还是大有裨益的。

记者：不久前，欧盟委员会提议将“2050年实现碳中和”写入法律。去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气候保护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德国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规定到2050年时应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你如何看待这些新动向？这会对中国乃至全球能源革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雷：这是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也可以看到，欧洲在能源转型和新能源发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从政府到企业，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是最显著的。他们能提出一个这么有抱负的远景，对世界会产生很大影响。

这些国家慢慢实现碳中和，对未来全球的贸易规则、合作规范会产生影响。将来随着国际上的减排努力，可能每个产品都会贴上碳标签，国际社会可能重新制定规则，要求对有碳排放的产品加征重税，不接受者可能会出局。

当然，这些假设的情景暂时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确实给我们一些可能的考量。中国既然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成为新的引领者，就一定要在清洁发展、低碳发展上勇于承担责任，勇于走到前面。

对于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而言，欧洲此举也是利好。因为投资看未来，有这样的政策预期，可以吸引投资，促进产业发展。同时，在产业发展中可以促进相关技术的研发，从而进一步推动能源革命。

记者：目前，国际油价跌至过去十几年来最低。哪些方面原因导致了这次暴跌？它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杨雷：从需求侧看，受疫情影响，国际能源署测算石油需求可能减少2000万桶/日，这就相当于下降了大约20%的需求。

从供应方面讲，过去几年美国页岩油气革命成功，产量爆发式增长，改变了能源格局和全球地缘的态势，OPEC份额越来越小，这是大的背景。短期的直接诱因，就是俄罗斯和沙特为代表的OPEC没有谈拢达成新的限产协定，爆发了价格战。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中国是能源进口大国、消费大国和生产大国，一个稳定的价格预期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体量，如果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会使各种投资预期都变得不明确，大起大落，对能源的稳定供应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对新能源产生负面影响，对于各行各业也都会带来冲击。像中国这样的大个子应该更关心全局和预期，而不只是短期利益，暂时多进口一些便宜油解决不了安全问题，况且将来也可能还要补回去。

所以，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能源市场，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当前疫情之下振奋信心的需要。外交部发言人三月初答记者问的表态不是官话，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