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和解决中国能源电力问题亟需深入研究中国电力需求峰值和拐点问题

　　能源电力的安全稳定供应不仅密切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深切影响国际经济和政治大局。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能源，尤其是电力需求和供应快速增长，引发的能源资源价格上升和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等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中国的一次能源资源和环境容量能否承载电力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的压力已成为核心和焦点问题。解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中国电力需求的峰值是多少？拐点何时出现？只有峰值和拐点明确了，才能回答资源供应是否可靠，环境承载力是否足够的问题。并且，这也是制定能源电力战略和长期规划的关键依据，对电力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投资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政府已公布的能源电力战略和规划中还没有关于中国电力需求峰值和拐点的明确论断。社会上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多，仅有少数机构和专家开展过深入研究，如中国工程院开展的《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和吴敬儒等开展的《中国电力工业2010-2050年低碳发展战略研究》，二者均认为2050年前我国电力需求持续增长，不会出现峰值，在能源电力界有较大影响，成为主流观点。

　　然而，虽然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均用电水平较低，未来电力需求和发展空间巨大，电力需求“峰值、拐点”是远虑而非近忧，我们依然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超前研究，以便为科学制定中国能源电力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特别是进入2012年以来，我国电力供需形势急剧变化，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大幅度下降，可能预示着我国电力中长期发展增速的下降幅度超过预期，以及中国电力需求峰值和拐点的提前到来，凸显深入开展中国电力需求峰值和拐点问题研究的紧迫性。

　　二、采用人均用电量法预测电力需求峰值相对简便，便于探讨

　　目前，国内虽然有一些机构建立和采用复杂的模型方法预测电力需求，但多数单位主要使用GDP增速弹性系数法、部门需求法和人均用电量法预测电力中长期需求。用电量的GDP增速弹性系数是指用电量增速和GDP增速的比值，若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用电量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反之则表明用电量增长速度慢于GDP增长速度。由于GDP增速的长期预测十分复杂，加之不同国家间以及同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用电量的GDP增速弹性系数相差较大，通过GDP增速弹性系数法预测全社会用电量容易产生较大误差。部门需求法存在部门种类多、难以预测、误差叠加的问题。

　　相比之下，由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相对容易预测，且世界各国人均用电量数据齐全，容易参照和比较。因此，采用人均用电量法预测电力需求峰值相对容易简便，并且便于探讨和修正。当然，由于某个国家的人均用电量水平不仅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而且与该国的气候、居民生活习惯直接相关，因此人均用电量法也存在难以准确预测人均用电量水平的不足。

　　三、中长期电力需求与人口密切相关，2030年后中国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对全社会用电量需求影响巨大

　　人口数量是预测中长期电力需求的重要参数，直接影响全社会用电量的最终数值，同时人口数量和结构与人均用电量水平也有密切关联。2005年以来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全社会用电量陆续达到峰值并缓慢下降，就与人口总量减少和人口结构老化有密切的关系。但目前国内机构和学者在研究和预测中国中长期电力需求时，对中国人口问题普遍着墨不多，大多直接取值，基本都采用了2050前中国人口数量持续增加的判断。由于未来中国人均用电量水平较目前会有显著提高，加之中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口数量值的差异会导致全社会用电量和发电量总值的巨大差异。如果2050年人口数量相差一个亿的话，会影响发电量9000亿度，相应需要增加或减少2亿千瓦的火电装机或1.2亿千瓦的核电装机，或者是6亿多千瓦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因此，研究和预测未来中国电力需求和峰值，首先要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

　　2111年底，我国大陆人口总量为13.47亿。2011年，我国出生人口1604万，人口出生率11.93‰，比2002年下降0.93个千分点。2011年我国死亡人口960万，人口死亡率7.14‰，比2002年上升0.73个千分点。201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4.79‰，比2002年下降了1.66个千分点；年增加人口644万人，比2002年的826万人少增加164万人。目前，我国人口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低速稳定增长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1%，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名世界第150位以后。

　　虽然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8，预示中长期我国人口数量会大幅度下降，但从今年到2020年的九年，是总数近4亿的1980后和1990后的生育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