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信用债违约持续发酵让民企融资困境再次凸显。年初至本月初发生的信用债违约事件中，违约主体中小企业占比高达87%。较之于发达经济体，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相伴相生的表现尤为突出。结构性失衡决定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非一朝一夕可为。伴随经济转型的长效机制调整，这一难题也无法凭借行政化手段来化解，而需要通过充分市场化来实现真正的优胜劣汰。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麦克米兰爵士牵头的委员会在调查英国金融和工商业过程中就在一份报告中就提出所谓的“麦克米兰缺口”，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并非完全源于可靠担保品的缺乏，而事实上因为资本有效供给低于其有效需求。此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类似问题并非孤例。在我国，这一错配的结构性特征或更为突出。世界银行去年发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报告》估计，我国中小微企业潜在融资缺口高达1.9万亿美元，分别占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潜在融资需求的42%和76%。若仅看境内人民币贷款余额，对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除国有与集体之外的企业占比均值在五成以上。

按银保监会口径，截至去年三季度末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约为30.4万亿元，据此推算中小企业占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之比约为28%。另“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中小企业贷款占25%”。在直接融资渠道中，中小企业相对规模较国企不可同日而语。信用债是我国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据计算，2015年以来，中小企业累计净融资额仅2.3万亿元，同期国有企业累计净融资额为14.6万亿元，外资、集体、公众、其他企业净融资额约10.5万亿元。此外，去年以来，因经济增速下行，总偿还量明显增加，中小企业债券累计净融资规模仅为16.9亿元。2015年至今，我国企业股权融资总规模为7.2万亿元，中小企业股权融资不足3.1万亿元。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在资本有效供给低于其有效需求，而这自然也会推高资金价格，带来硬币另一面的融资之“贵”。而除此之外，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之“贵”还有别样的注脚，其关键在于供给侧的中介成本。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从一个简明的可贷资金供需框架出发，对我国企业融资成本做过很有代表性的分析，给出了可贷资金供给曲线的7个原因，大多都与中介成本直接相关，如商业银行垄断地位导致加成率过高，银行避险偏好提升风险溢价，贷存比指标增加交易成本，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强化中介作用，需求端的融资“难”和特定主体利率弹性低也导致中介成本难以抑制。

数据表明，我国金融供给侧资源的配置效率不高，足以影响不同类型实体企业的竞争力。

在监管趋严的新环境下，非标急剧收缩引发的成本上行和债务违约、股权质押风险更需高度关注。由于直接融资比重较低且信贷存在结构性错配，中小企业对非标融资的依赖程度明显偏高。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年“降成本”专题调研报告》显示，在2015年至2017年间，国企借款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据绝对主导，非标融资规模占比仅为3%至7%，反观中小企业，3年间对非标融资占比则分别达43.9%、38.3%、15.4%。从社融口径分析，非标存量占比已从2015年底的16.2%降至今年上半年的11.8%。因融资渠道受限，非标收紧进一步提高了中小企业其他渠道的真实融资成本，从而暴露出更多风险。比如，债务违约开始凸显，中小企业企股权质押风险也在经营环境收紧和股市出现下挫的双重压力下不断暴露。

凡此种种，足见破局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还需长效机制。

由此，笔者认为，化解中小企业融资之“贵”的宏观政策关键在于树立长远预期，实质重于形式：第一，压低银行的风险溢价，大力推进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良性的信用担保机制，避免“互联”、“互保”等问题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降低融资成本；第二，借助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契机，简化审批流程，畅通中小企业、新经济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第三，鼓励金融创新，借助金融科技、监管科技等先进手段不断完善相关金融产品，尽最大可能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高效、低交易成本的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