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挑战，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从依赖化石能源到依赖清洁能源的转型，毫无疑问，能源转型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尽管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在为清洁能源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方面，表现却不尽如人意。究其缘故，既有金融体系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欠佳、政策措施不到位等金融体系以外的原因。分析美国金融业在支持清洁能源方面存在的诸种问题，对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带来有益的启示。

　　1.美国清洁能源投资面临巨大融资缺口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整体呈现上升态势。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发布的数据，2004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总额在600亿美元左右，2016年跃升为2875亿美元，13年时间增长近5倍。不过，在全球整体上升的背景下，美国的清洁能源投资却显得相对波澜不惊。

　　2008年美国还是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最大的国家，2009年被中国超越。其后经过一轮反复，自2012年直到2016年，中国代替美国连续几年成为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第一大国。其中，2016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总额达到878亿美元，远高于美国的586亿美元。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美国清洁能源投资未能稳步增长？许多人将最大的阻碍因素归咎于融资能力的严重不足。确实，美国清洁能源的投资需求和融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缺口。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2016年发布的报告，2005—2014年，美国清洁能源的平均年度投资金额为440亿美元，而投资需求则高达4420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不足投资需求的10%。如果以化石能源的使用量在未来20年内减少40%作为分析情境进行预测，美国清洁能源的年度投资缺口高达1520亿美元。

　　2.现有金融体系未能为清洁能源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一般来说，清洁能源的融资渠道主要包括资产融资、公开市场融资、VC/PE融资、小容量分布式电源项目融资以及政府、公司的研发费用等。不同的融资渠道适用于投资的不同阶段。目前，美国清洁能源投资中综合运用了上述多种融资渠道。不过，各类融资渠道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年度融资额波动均很大，换句话说，清洁能源项目的融资来源缺乏充分的稳定性。具体而言如下。

　　资产融资，指利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来获得融资，包括利用某项资产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或者针对某种设备进行融资租赁。2014年，美国清洁能源融资来源的40%来自于资产融资，可谓是最大的融资渠道，但在2005-2014年的10年间，资产融资的金额波动颇大，平均为234亿美元，顶峰是2011年的460亿美元，谷底的2014年仅为180亿美元。

　　公开市场融资，指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的股票融资，包括首次公开发行（IPO）以及通过二级市场、可转换债券等方式进行的再融资。2014年通过公开市场进行的清洁能源融资为106亿美元，占全部融资来源的24%。不过，在两年前的2012年，清洁能源的公开市场融资只有区区15亿美元。

　　风险资本和私人股权基金（即VC/PE）。美国的VC/PE行业十分发达，但在清洁能源投资领域发挥的作用却很有限。在2005至2014年的10年间，清洁能源投资中来自VC/PE的比例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但也只有69亿美元，2014年更是只有33亿美元，在全部融资来源中占比7%。

　　3.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吸引金融市场投资者进入清洁能源领域的最重要驱动力

　　从金融市场角度看，清洁能源项目对投资者最大的吸引力来自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种。

　　一是加速折旧。清洁能源项目往往要求巨额资本投入。对于资本投资者而言，折旧期越短，意味着能够从当期收入中抵扣的投资额越多，税收负担因而得以减轻。根据美国当前联邦税法，允许清洁能源资产按照5年期计提折旧，这大大低于资产本身通常20年甚至更长的使用期限。

　　二是投资金额的税收扣减。2017年之前，对于太阳能、小型风电等项目，美国税法允许在项目投资成本30%的比例内进行税收扣减；其他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税收扣减额为10%。不过，自2017年1月1日以后，所有清洁能源项目的投资税收扣减额统一为10%。

　　三是产量的税收扣减。美国税法允许针对清洁能源生产出来的电力进行一定比例的税收扣减。例如，根据现行规定，利用风能等清洁能源生产出来的电力在运营的首个10年期间可以获得每兆瓦时22美元的税收扣减。

　　对于那些税收负担很重的投资者而言，美国联邦政府针对清洁能源项目所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很有吸引力，一些大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利润率很高的大公司，也因此成为过去十多年来美国清洁能源项目的重要资金提供者。

　　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体系，不过，令人略感意外的是，近年来在不少地区兴起的绿色金融，在美国的发展却并不十分突出，美国金融体系在支持清洁能源方面的表现也并不尽如人意，清洁能源领域存在的巨大投融资缺口就是明证。

　　影响金融体系在美国清洁能源投资领域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外因，也有内因。这里重点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联邦政府对清洁能源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导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不利于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预期、并采取积极的行动

　　能源转型这一战略任务，无论从其重要性还是复杂性来看，都不是单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就能独立承担的，需要政府的高度介入。政府介入的方式一方面包括明确清晰的态度，以便向市场传递正确的信号，另一方面则包括持续一致的政策，以激励市场采取正确的行动。无论在激发市场的“知”方面，还是激励市场的“行”方面，美国政府离清洁能源发展的要求还很远。

　　具体来说，清洁能源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与传统的化石能源展开竞争，包括在争取市场资源和政府支持方面的竞争。尽管自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就开始逐渐重视清洁能源的发展，但更多是出于能源独立的考虑，而不是环境保护的考虑。由于较少从环保和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清洁能源问题，再加上化石能源行业拥有强大的实力和游说能力，美国历届政府对清洁能源投资的重视程度前后并不一致。例如，奥巴马政府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任内出台了不少有利于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并带领美国签署加入了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的《巴黎协定》。不过，新上任的特朗普总统对气候变化议题则表现出了非常消极的态度，已经签署行政令，推翻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撤销减少新建燃煤电厂二氧化碳排放的规定，甚至屡次威胁要退出凝聚了全球共识的《巴黎协议》。联邦政府前后不一的态度，势必对清洁能源投资带来阴影。

　　美国政府对清洁能源态度的不确定影响了政策的不确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化石能源行业受到巨额补贴。据统计，美国油气行业和煤炭行业每年接受的各类税收补贴金额分别高达93亿美元和15.5亿美元。高额的化石行业补贴显然与发展清洁能源的政策背道而驰。二是有关新能源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可持续存在不确定性。例如，美国有关清洁能源产量税收扣减的政策是1992年引入的，其后的政策效力一直是以频繁延期的方式实现的，每次政策的延期，都面临很多争议，甚至还出现过由于政策更新不及时而导致投资者受损的情况。

　　2.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效率偏低，受惠面较窄，无法产生充分的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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