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了生态环境部,在原有环境保护部的职能范围基础上,将其他6个部门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其中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也被划归入生态环境部。
对此,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说:“打通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也就是统一了大气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
去年以来,随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错综复杂,但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步伐仍在稳健前行。与此同时,国内碳交易市场在不断完善,未来哪些行业将纳入碳交易市场之中,如何建立起完善的碳交易市场机制?都是行业最为关注的话题。
9月7~9日,由太和智库发起主办、每日经济新闻战略合作的第二届“太和文明论坛”在北京举行。在论坛召开期间,记者专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学术委员会原主任李俊峰,详解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和碳交易市场的未来发展。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不能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
记者:今年初,气候管理部门从发改委调整到了生态环境部,您觉得,这一调整的意义是什么呢?
李俊峰:这是统筹协调环境气候问题,实际上气候变化是一个环境问题。从国家来说,大部分国家都是把气候变化放在环境部门的管理之下,我国也是仿照了世界上这种机构的安排;另一个方面,在现阶段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措施治理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的各项措施,具有一种协同效应。用生态环境部部长的话说就是打通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之间的相互关系,避免“两张皮”。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
记者: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动摇,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从目前来看,对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李俊峰:一方面,大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上都是一致的。虽然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但没有退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且从政府层面到企业、民众还是在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
另一方面,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出现了各种问题,还是由于大家在各个方面上认识不一致。美国决定退出《巴黎协定》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它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希望其他排放大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所以现在来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虽然有挫折,但总体仍是继续往前。
记者:中国一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走在前列,有人担忧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会带来成本上升,这个问题是否存在呢?您觉得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意义是什么呢?
李俊峰:中国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环境问题,环境不适应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其次是经济结构还不合理,受到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增长方式还有很多的问题;最后是能源系统,仍以高碳、高污染的燃料为主,这是造成我们环境短板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对我们来说,应对气候变化就要优化能源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同时就能减少环境污染,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能源结构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
碳交易市场不会一蹴而就
记者:为了更好做到二氧化碳减排,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从前期7个试点地区的情况看,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如何呢?
李俊峰:现在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还不是特别完善,不仅是我国,在全球的范围内都不完善;因为碳排放权本身不是一个商品,必须要一系列政策规定、规范把它定义为一种商品;这也给全社会提供了一个信号——虽然现在没有把二氧化碳作为一种污染物,但是要排放二氧化碳是有代价的。除了碳排放权交易外,我们还有碳总量控制、碳强度控制、非化石能源比例提高等措施以此来促使三个转型,即:增长方式的转型、能源系统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
记者:碳交易市场建立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所有的行业最终都会纳入到碳交易市场之中?
李俊峰:最终只要是有碳排放的行业都应纳入到碳交易市场当中。但是,什么时候纳入,纳入的程度有多深,用什么样的方式纳入要按部就班地往前推。
我们国家市场化改革还在过程之中,随着我们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我们的碳市场才能够不断地规范起来,现在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方面的市场规范。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碳排放交易的未来?
李俊峰:不一定要马上建立一个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但是,要提供一个信号:碳排放是有代价的。对生产过程的改进,产品的创新、研发,都要考虑未来的碳排放的问题,这也使得全社会在减排上要下很多的功夫;未来要开发一种商品,如果有很高的碳排放,它就会没有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我们当初设计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是三大目标:推动减排,推动减排技术的不断产生,发现减排成本的价格信号。
碳交易市场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我们不希望它一蹴而就。当然我们希望在一些比较成熟的行业开始,如在考察、评估、技术测量方面都很成熟行业;比方说,今年宣布是电力行业,以后随着碳市场建设进程不断推进,会纳入更多的行业,接下来比如钢铁、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等排放大户,都会慢慢纳入到碳排放权交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