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是发展的永动力。在深刻变化的国际能源格局面前，在矛盾突出的国内能源发展形势面前，唯有深化改革，才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根本之道。

中国能源分布很不均衡，地区差异大，资源分布、生产力布局和能源结构等特点决定了“西煤东调”、“北煤南运”和“西电东输”等格局在中国长期存在。能源输出大省在为中国经济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往往要承受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代价。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不断增长的能源收益掩盖了很多问题，而当中国经济增长逐步回归到合理区间，能源大省的矛盾更加尖锐地突显，“资源诅咒”等问题日益暴露。

在全球能源领域大调整、大变革以及中国加快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背景下，适时推动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无疑是明智之策和果断之举。以推动能源转型为主线，以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为抓手，构建形成安全、绿色、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将是中国能源发展的重要战略指向。

而要取得预期效果，未来国家能源政策需要逐步改变过去偏重刚性的、行政指令性的调控，更加注重科学规划和宏观指导，更多采用经济激励、市场机制的柔性政策，通过改革体制机制释放制度红利。

随着“能源革命”大戏触及原有利益版图，需要的不仅仅是“壮士断腕”的果敢和破坚冰、啃硬骨头的勇气，更需要在新旧观念和制度的磨合与博弈过程中，不断反思、修正与重建，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如此方能契合提出能源与消费革命的决心与勇气。

早在2012年，“十八大”报告就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学界和行业内部之前对此也有过很多呼吁，但最高层定调这一说法还属首次。官方此前曾一度使用“变革”一词描述能源战略的调整，“变革”或“改革”与“革命”均有破旧立新、革故鼎新之意，但从程度上区分，“改革”一般指在不触动根本的前提下进行局部调整，而“革命”则指对旧的事物、制度或思想进行彻底变更，使其产生深刻质变。

此番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至国家长期战略的高度，显示了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其背后有着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深切意涵，也意味着中国能源战略将出现根本性的重大变化，蕴含着非常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习近平在讲话中曾指出，面临着能源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挑战，必须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借势而为，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道。

革命会带来一些颠覆性的变化。从能源消费革命来讲，如何摆脱依赖能源高消耗的发展模式，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如何控制能源消费的总量，实现效率提高？怎样实现节能优先？从供给革命来讲，如何建立一个立足国内的多元供应体系？怎样推进煤炭的洁净化高效利用？如何提高能源供应体系的安全程度和清洁程度？从技术革命角度来讲，如何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实现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体制革命更是关键环节，如何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如何构建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上述困扰中国能源发展的诸多问题有待各个击破。

坚持节能优先，提高能源效率，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减碳与减排，是能源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现代能源体系的关键。能源消费量的基本公式是：能源消费量=能源需求量－节能量，在能源需求量不断走高时，要控制能源消费量，取决于政府投入和节能政策的引导。中国已将节能优先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着力控制能源强度和消费总量，但由于资金投入不够、市场机制缺失，没有建立起从企业到个人自觉节能的长效机制，落实情况不是很理想。

这就要求我们从战略上、从体系上、从机制上加快减碳与减排的步伐，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减少能源结构中的碳含量；制定节能约束性目标，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高低碳竞争力；减少污染排放，通过末端工程治理、发展循环经济、源头预防和加强监管等措施，减少废气、废水和废渣排放。通过走一条绿色低碳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价格机制改革是能源领域改革的重点。能源价格市场化的核心，是让供求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使价格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同时，价格信号反过来又间接地引导市场供求，使生产者能够根据市场情况调节生产，消费者在价格的引导下合理消费。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使价格的“无形之手”成为促进节能减排、撬动绿色发展的有力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