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期叠加疫情影响，内外需受到双重挤压，各地在为老基建“补短板”时，不断发力以5G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分析认为，3月以来在复工复产以及稳增长政策推进下，基建投资跌幅收窄。在二季度专项债大规模发行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将明显增强，“新基建”有望在特别国债及其他政策支撑下推动产业转型，对冲海外疫情对我国产业链的冲击。

记者近日在广东、江苏、山东、安徽等多地调研了解到，扩大“新基建”投资仍需破解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基建和产业脱节等问题。受访人士建议，放宽市场准入引入多元投资主体，从培育相关配套产业链等方面着手，有效放大“新基建”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

“新基建”开启巨大发展空间

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新基建”正成为投资重点，涉及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优化基建投资结构的同时，“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一起发力，在补短板、促创新上协调推进，形成合力。

目前，全国多个省份公布了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资金额度高达数十万亿元。浙江提出实施数字产业“百千万”计划，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2万亿元;山东提出年内新开通5G基站4万个、支持建设50个省级数字经济园区，加快建设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等“新基建”项目;安徽合肥将以5G作为产业支撑，加大5G在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企业上云、人工智能、远程医疗的应用，扩大和延伸上下游产业链。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扩大“新基建”投资正当其时。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新基建”是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最佳结合点。“‘新基建’现在占比小，但成长快，未来空间巨大，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要求。”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未来五年工业企业开展网络化改造投资规模有望达到5000亿元，5G网络建设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过3.5万亿元。

“重庆正从‘新基建’项目中尝到新动能的甜头。”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戴明表示，2019年重庆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6%和11.6%，集成电路、3D打印机设备、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液晶显示屏、电子元件、平板电脑等新兴产业增长均好于传统产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表示，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下一步将研究出台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的有关指导意见，以提高新型基础设施的长期供给质量和效率为重点，修订完善有利于新兴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准入规则，并抓好项目建设。

业内专家认为，信息基础设施侧重数字基建，融合基础设施关键在于培育丰富的应用场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应注意安全保障设施的建设。有关机构预计，“十四五”期间数字基建投资将达6.4万亿元，5G商用会带动移动数据、信息服务消费、终端消费等8万亿元。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新基建”的核心在于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长远来看，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新基建”涵盖的范围会越来越广，影响会越来越大。

传统基建仍是“稳投资”主力

记者采访发现，各地推出的数十万亿投资计划，一般是包含项目的总投资，大多在年度计划之内，在2020年一次性投资完成的并不多。从投资内容来看，仍以传统基础设施项目为主，短期内“新基建”还不能扮演主要角色。

被视为基建“晴雨表”的挖掘机，3月单月销量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水泥出货率连续环比回升、3月社会融资增量超预期等信息均表明，逆周期调节下传统基建开始发力。

“我国基础设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廖群说，一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短板补缺，一方面是以信息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崛起。“新基建”从今年开始可望呈现持续性的跳跃式增长，从而在若干年后逐步扩大到主导固定资产投资。

4月3日，贵州省九个市州583个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450.9亿元。“此次集中开工项目聚焦基建强基础、产业增动能、民生补短板。”贵州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介绍，583个项目中有“六网会战”(路网、水网、电网、地下管网、油气网、互联网基础设施)项目351个、总投资637亿元，其中5G等“新基建”项目49个、总投资104亿元。

广州开发区发改局负责人表示，除轨道交通项目以外，“新基建”在财政投资占比较小，短期内对全区投资拉动作用有限，可预见一段时期内传统基建仍然是投资的主要方式。

合肥市发改委投资处处长潘献金表示，在基建投资模式方面，需要统筹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一方面做好传统基建，为基建投资打牢基础，形成中坚力量托底;另一方面以“新基建”为主要推手，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形成“老基建托底、新基建加力”相互赋能、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从体量上看，基建投资的主体还是“老基建”。“但不论传统基建还是‘新基建’，都应注重在都市圈的投资和应用。因为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三大风险掣肘“新基建”

“新基建”并非新鲜名词，只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备受资本市场关注，相关个股也一度遭资金爆炒。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洪流奔涌在即，从近两年地方实践看，“新基建”还面临一些风险问题。

一些受访人士指出，“新基建”站上风口，仍需警惕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导致的财政风险。“新基建”领域所蕴含的极大市场机会和所需要的巨额投入，决定了仅靠国家层面财政投资远远不够，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可有效缓解资金不足状况。然而，受制于准入门槛较高、缺乏资金和政策扶持，民间资本投资存在障碍。另外，审评、监督、服务等软环境也影响到社会资本的投资信心。

“对于企业而言，这些巨大的投资支出并不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效益，部分企业承担的压力必然是巨大的。”华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佩民说，相关政策需要形成合力，为民间资本的热情护航。

还有受访人士指出，要防止过度建设带来潜在资源浪费风险。目前，“新基建”受到新一轮投资追捧，有近期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内在需求，更应着眼长远。不宜仅仅局限于当前热点领域，而忽视其他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更不能脱离国情、盲目建设，应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以新带旧的原则，将基础设施投资逐步从传统领域转向新兴领域，有序推进。

一些地方干部和专家坦言，有些“新基建”项目早已布局，如不少地方政府早就开始大力投资数据中心，但不少地方数据中心建好了，却疏于管理，不能对接市场需求，最后变成低效投资，甚至造成资源闲置或浪费。同时，一些地方将一些项目冠上“新基建”的帽子后，不考虑实际需求而过快过广地推进投资建设。杨轶清说，“新基建”不能搞“全国卷”，而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基础分类实施，现阶段“新基建”主要聚焦经济基础强的省市。

此外，还需警惕产业配套不完善造成基建和产业的脱节风险。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属于“打基础”，关键是要发展上下游产业和应用，这样才能让数据中心、5G网络支撑起经济发展。一些省市的地方干部反映，“新基建”上下游产业的应用和孵化目前还比较薄弱。

青岛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崔卫东说：“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本身对城市的经济拉动作用并不大，创造就业、税收产值也较少，不宜一拥而上，应将重点放在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说，必须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审视与考量“新基建”投资，要有数字经济与配套产业的支撑。否则，再宏伟的基建，再庞大的投资，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基建”投资需要新思维

目前，多地多部门都把5G网络、数据中心、城际轨道交通等“新基建”作为2020年投资重点项目并加大投资力度，亟须科学规划、统筹协调，切忌走大水漫灌、盲目刺激的老路。

业内人士表示，应以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重走“地方财政加杠杆”的老路，建议提高投资的主体开放性、区域针对性和产业前瞻性，更好发挥“新基建”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早日形成实物工作量。

一是构建财政支出新模式引导参与主体多元化。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近年来，财政在充电桩等“新基建”领域的投入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反思。“新基建”所涉及的领域均与高科技有关，市场机会大，但风险也相对较高，应该构建与“新基建”支出相匹配的财政新支出模式，市场主体参与意愿强烈的领域要放宽市场准入，对参与意愿不强、收益欠佳的项目可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民间资本。

沈建光认为，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全面推动“新基建”，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投融资体系。而专项债是重要资金来源，资金方面也应向“新基建”项目倾斜。

任泽平表示，“新基建”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二是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投资区域、领域。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建议，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增强投资针对性，“新基建”要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把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需求纳入投资规划中，重点聚焦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特别是对疫情暴露的医疗、环保等民生短板不断补齐，同时对传统基建进行更新换代。对人口流出地区，要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突出应用导向，新基建与配套产业需同频共振。抗疫短板，正是投资重点。此次防疫进程中的数字化应用，顺应社会需求而生，这也表明数字化“新基建”应当更多站在社会需求的角度，主动投资在短板领域，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举。

广州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建荣表示，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其更大的功效在于带动配套产业经济发展，建议增强前瞻性，注重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建设，推进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同时用产业经济反哺“新基建”，实现“新基建”与产业经济的良性互动，发挥“新基建”的“乘数效应”和“裂变”功能。

四是“新基建”要注重数据标准化和开放共享。百度公司首席技术官王海峰认为，数据中心有传统数据中心和新型数据中心之分，传统数据中心是孤岛式的，新型数据中心是云化、共享式的，应推进数据的开放共享。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新基建”要把数据标准化和开放共享作为非常重要的目标，如果没有数据标准化的采集，数据汇聚、标注、应用等就没有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