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中国政府官方发起“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2020）”（下称“伙伴行动”）倡议，中石化、中石油作为为数不多的能源企业（此外两家是国家电网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出现在第一批倡议方名单中。

“伙伴行动”近乎于一个超级英雄联盟，打破了行业、领域、部门的次壁，集结了目前国内主流互联网科技平台企业，以及部分龙头实体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试验区、协会等145家主体。初衷是形成合力，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产品、培训等方面的支撑。

“大块头”有大智慧。国有油气公司曾经在全球市值排行榜上高居前列，龙头型企业的产业链牵引作用不言而喻。然而，疫情断崖式冲击着全球消费市场，在遭遇原油现货价格史诗级“闪崩”后，三大石油公司自身的日子并不好过。

加入“伙伴行动”的中石化、中石油，一季度业绩分别亏损197.8亿元、162.3亿元，排在同期国内上市公司亏损榜前两位。对于处在低潮期的石油公司来说，千方百计降成本、节衣缩食，是其“渡难关、活下去”的主要路径。

在一位油气主营业务人士看来，与电网二次能源的特性不同，数字化转型对油气企业的加持程度有限。再加上缺钱，数字化转型在今年可能不会成为油气公司的重点。

硬币的背面是，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意外地催化了众多活动的“线上”迁移潮流。中国政府顺势推出了“新基建”工程，以寻求增量投资空间，并对冲全年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在油气信息技术人士看来，这对推动油气企业决策层，加码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带来了新契机。

“从国家元首的国际峰会，到跨国公司的路演，再到展销会、洽谈会、签约会等，都可以在线上低成本实现。”5月15日，中石化信息与数字化管理部副总经理李剑峰在一场线上沙龙表示，各界对于数字化的认知，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没有疫情，很多人可能会视而不见。

数字技术曾被油气高层寄予“成本竞争支点”的厚望，再次站在行业周期谷底深处的三大石油公司，将如何面对数字化转型洪流与“新基建”工程的时代语境？

新任一把手们的数字化态度

从三大石油公司高层近期的动作来看，均对“数字化转型”进行了部署。

4月15日，中石油董事长、党组书记戴厚良听取中石油数字化转型发展框架方案汇报。他提到要充分认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数字化转型涉及企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组织架构等，要统筹谋划、做好总体设计，分层分布实施，推进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

一个月前（3月2日），中石油2020年信息化工作视频会上，中石油副总经理、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焦方正也强调，努力推动集团公司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全面推进油气勘探技术、开发技术、工程技术、管理及服务智能化建设。

中石化新晋高层则将“新经济”注入了新蓝图。4月23日，中石化举行“十四五”宏观形势战略研讨会。中石化董事长、党组书记张玉卓提出以新能源、新经济、新领域为引擎的“一基两翼三新”战略，同时提到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探索建设智慧能源系统。

中海油也把“数字化”写进了公司发展路线图。4月24日，在中海油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座谈会上，汪东进指出，要充分认识到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发展，是落实中国海油“1534”总体发展思路的重大举措，是应对低油价挑战、助力降本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

中海油在年初的2020年工作会议中，提出了缩写为“1534”的发展路线。其中“4”对应的是四个跨界，即从常规油气到非常规油气的跨越、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的跨越，从海上到陆地的跨越，从传统模式到数字化的跨越。

不只是三大石油公司，去年12月9日成立的“新生儿”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下称“国家管网”），在“未满月”时就提出了公司发展的“四大战略”，即市场化、平台化、科技数字化、管理创新战略。

当时据记者了解，国家管网科技研发部门正在同步制定“科技数字化”战略相关规划。在相关人士看来，“数字化属于（国家管网）顶层设计的一部分，一定要从一开始就理顺。”

今年4月，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张伟重申了上述“四大战略”，强调发展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定位，并提出对国家管网进行全方位、系统性、数字化的重塑和架构，以实现发展模式、治理模式的脱胎换骨。

然而，三大石油公司年初以来的业绩巨亏，同步拖慢了管道资产与调度权移交至国家管网的速度，由此间接影响了国家管网科技数字化战略的落地。

“发展平台经济、进行数字化转型是第二步的事情。”相关人士表示，首先要做的是管道资产和调度权的移交，现阶段管道资产还未完成评估。

管道资产何时能注入国家管网？上述人士表示，“目前没有时间表，我们也在等待。中石油现在严重亏损，全靠天然气和管道板块的盈利支撑。如果拿走管道资产，亏损额度难以弥合。”

“降”旋律恐拖累数字化投入

“我们减薪了。”一位中海油人士告诉记者记者。

从4月起，中海油集团上下正在推动一轮无奈的“减薪计划”，以应对当下油气行业的低迷阶段。在其内部倡导“一切成本皆可控”的理念下，中海油针对员工薪酬的年度绩效部分执行限发。“级别越高，降得越多。”相关油气人士补充说。

据了解，在上次（2014-2016）油价低位徘徊时期，三大石油公司就实行了类似的“过紧日子”措施。“（降薪）也不是第一次了。”上述油气人士说，持续时间取决于油价何时回暖，现阶段只能通过“瘦身”来应对企业亏损。

根据中海油董事长、党组书记汪东进近期公布的一组数据，2020年度，中海油计划压减的投资幅度高达40-50%，同时全年总成本减少不低于10%，并计划通过降本增效专项行动实现降本50亿元、亏损企业治理减亏40亿元。

中石油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切成本皆可降”的大原则，中石化也表示将采取超常规措施，严控非生产性支出，大幅降低运行成本。事实上，包括埃克森美孚、BP、雪佛龙、道达尔在内的跨国油气公司，今年也纷纷削减资本支出规模。

“六稳”与“六保”是中央政治局为应对疫情提出的宏观政策要求。油气企业与电力企业侧重的“稳投资”稍有差异。“稳”“保”当头，油气企业承担更多的是“稳产量”“保能源安全”，即抱定原油、天然气年度增产、增储既定目标的必达。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三大石油公司对于与数字化转型、新基建相关的项目投资，在今年是否会同步压减，数字化转型步伐是否会放缓？

“数字化是资金充足时，锦上添花用的。”——在采访多位油气公司主营业务从业者后，记者得到了相对一致的“不乐观”回复——既承认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又认为在行业低谷期，它并非迫在眉睫的必需品，并判断数字化投资将与其他业务一样，受到业绩下滑的拖累。

“数字化转型的大方向不会打折扣，但是‘一切成本皆可降’的原则在具体落实时，就会变成‘一切成本都要降’。所以，（数字化）今年在投资上可能会遭遇挫折。”一位中石油人士表示。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与油气上游勘探开发动辄百亿级的投入相比，企业在信息化、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资体量要小得多。在其看来，“投资方面，该减的减，该稳的稳。”

数字化转型缺乏内驱动力

数字化转型对于油气行业而言，真的只是现金流充沛时期的“锦上添花”吗？

油气企业高层并非没有尝试，把数字化转型摆在重要位置来筹划。其中，将数字技术融入到上游勘探开发中，是目前全球油气巨头数字化转型的一大重点方向。李剑峰表示，油气勘测发展趋势正在从“资源扩张型”转向“降本增效型”。

有公开报道显示，今年5月，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利用勘探开发云平台和3D可视数字成像技术查寻剩余油气，实现塔河油田TH10295CH井原油日增产32吨。

据了解，中石化勘探开发云平台于2017年底上线，目前已经覆盖了10个油气田、2000多口油气生产井、60多个三维地震工区2万余平方公里的数据。

不过，数字化转型并非现阶段油气行业的主流议题。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油气人士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于油气企业的加持作用极为有限。

在其看来，数字技术在油气领域的应用并不成熟，大量技术仍处在试验田阶段，尚无法实现价值闭环的效果；同时，与电力行业相比，石油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电网需要应对来自终端用户、新能源、储能、电动汽车等交互式能源的海量数据交互，数量访问量将呈现指数级增长，升级数字工具成为必然趋势。但从油气行业一次能源的属性来看，对外交互的主体相对较少，而互联网企业的颠覆性从根本上也难以撼动一次能源的地位。

另一方面，油气企业仍有大量信息化工作需要补课，这是进入数字化阶段的前提和必经阶段，从三大石油公司对接的下一步工作来看，均提出做好“十四五”信息化规划编制，而非“十四五”数字化规划。

数字经济所创造的财富与价值，正在挑战传统资源型企业的地位。“虽然现在石化能源在国民经济GDP占比很高，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如果不进入数字化，占比将会越来越小。”李剑峰在去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对此，李剑峰在今年5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将数字化转型划分为四种递进模式，即赋能、优化、转型、再造，具体来说：

第一种是对生产、产品或员工赋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效率或提升产品功能；第二种是利用建模技术对业务流程进行优化，这是企业降本增效的利器；第三种是转型业务单元，以产生额外价值；第四种是对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商业模式进行脱胎换骨的再造。

李剑峰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企业寻求降本增效的经营环境下，以上第一种和第二种“短平快”的数字化转型模式是首选，投资少、风险低、见效快，更容易得到决策层批复、快速形成样板，从而增强决策者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