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 0评论 | 4910查看 | 2013-08-30 16:23:00
“抗霾”新军,南下取经
靠一根电线与城市的繁华抽象连接的燃气电站,因为一场盛况空前的“抗霾”政治大动员,成了糟糕空气的未来拯救者。
当“美丽中国”在2013年春天的“政治季”后,现身于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国家行动后,中海福建燃气发电有限公司莆田燃气电厂负责人意外地迎来了几批客人。
他们大多是新建燃气电厂的总经理或工程师,来自因PM2.5浓度超高而为人熟知的京津冀地区。到访的客人们不断强化一个信号:这次中央下了决心铁腕治空气,治理方式已触碰到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的核心地带。
在即将出炉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里,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将被严格考核2017年的PM2.5年均浓度,其中对下降比例要求最严厉的正是京津冀,而天然气替代煤炭则已在“计划”中“获得原则性支持”。
“目前华北地区发展燃气电站的力度是很大的,其他包括广东、浙江和江苏都在加速。”留意各地的燃气电站上马动态后,上述燃气电厂负责人和他的同行们相当乐观。
乐观并非毫无来由。在北京,已有7座已建成的燃气电站,其中最新投运的两座分别是东南、西南两个燃气热电中心。北京市发改委能源处副处长王玉明更新的最新状态是,“北边的两个正在加紧。”
与燃气电站紧锣密鼓的扩张相对应,燃煤电站正彻底作别北京。三年内,仅剩的科利源、国华、高井和石景山四座燃煤热电厂将被分批关停或“煤改气”。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透露,天津已成功拿到了一份来自石油公司的200亿立方米的“供气”合作协议。姜克隽随手算了笔账,200亿立方的天然气供应量,相当于减少煤炭二三千万吨。
在已有7座在册的燃气电站及煤改气电厂的情况下,天津仅滨海新区就计划在2015年前陆续建7个燃气热电项目。
同为肮脏空气所苦的京津冀,河北的“煤改气”进展最慢。河北省发改委能源局电力处处长梁琳表示,河北目前只有一家燃气电站在做前期准备。而按照规划,这座电厂2011年4月就该开工了。已超时两年多,这个电站迄今还没有获得发改委的正式核准。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整理统计发现,2013以来各地新规划和上马的燃气电站项目的确不少,广东肇庆、浙江舟山、山西太原等均榜上有名。
近忧弃煤,远虑“断气”
在空气治理成为举国任务之前,以“煤改气”为举措之一的能源结构调整,就已在发改委的工作清单上被推进了几年。只不过,曾经以节能减排为名,现在则以“气”之名。这意味着,之前数轮动员未能解决的能源、产业疑难杂症,又被治理大气继承下来。
就空气污染治理这道必答题而言,京津冀中实力最强的北京招式最为“激进”,即彻底的城镇“无煤化”。底气不足的天津,则希望给燃煤留下空间。
不过,无论“无煤”还是“减煤”,都以天然气供给情况为基础。2013年8月19日,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添直言,“天然气的供应,是我们京津冀最期盼的政策”。
北京市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的高峰用气就已超过现有的陕京系统输气能力。北京“要继续争取能源局和中石油的支持”,还要通过增建地下储气库才能玩得转。
在被要求加码减煤时,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最担心“断气”。天津曾经有过教训,小电厂关掉了,气供不上,大家怨声载道。
相比于两位富邻居,河北产业结构调整压力更大,燃气电站建设也最缓慢。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大地指出,“河北仅钢铁就搞了2亿吨,巨大的工业用能根本无法由燃气取代”。
而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区域性的能源消费强度过高,围绕中心城市的所谓能源替代无法奏效。“根本是要削减煤炭总量,再增加天然气,否则煤炭不减、天然气再增,排放物反倒越减越多。”周大地说。
河北的“为难”最真切的体现,是迄今一座燃气电站都没建成。
作为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压煤上气”部分提供咨询意见的研究者,姜克隽很难赞同减煤难的各种抱怨。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时,他所在的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排放峰值课题组,是当时国内研究小组中唯一直言中国将在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一个。当时,在国际谈判场合谈论中国的峰值问题还是禁区。
到了2010年,国内几个研究能源消费总量的主流小组,都开始不讳谈峰值。而在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的层面上,不仅峰值不再敏感,《天然气发展“十二五”规划》中的2015年天然气供应量2600亿立方米以及发改委在一些场合透露的2020年4000亿立方米的数据,甚至比其数据原始出处即能源所预计的到来时间还要早。
在姜克隽看来,这些谈论边界的变化都是中国下决心改善空气质量的证据。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2013年新增新能源量已够满足我国发电量增幅的需求,从能源“十二五”规划来看,2015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在40亿吨的要求,“新能源基本上把能源新增量覆盖掉了,煤炭需求新增的空间也就很小了”。
不过,即便以目前最“政治正确”的空气治污为契机,天然气价格的老问题,依然是横亘在“煤改气”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赔本赚吆喝”困局待解
即便是被河北看作“财大气粗”的北京,面对天然气价格和上网电价的双重压力,也不轻松。
“压减燃煤是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成本分析、与燃煤电站的对比分析,我们和物价处合作都做过了,但煤改气之后,成本上升怎么解决,方案还没有出来。”王玉明所说的成本上升几乎不可避免。
天然气发电厂的发电成本由三部分构成:总投资费用的折旧、燃料和运行维护。根据中国石油大学殷建平和张云凌的研究,燃料占燃气电站发电成本的55%到75%,远大于燃煤电站40%的燃料成本。燃料价格与发电成本的联动关系,导致天然气价格对发电企业异常敏感。
梁琳提到,河北的燃气电站前期工作目前仅限于企业层面,因为“气价波动,涨价之后(对企业而言)就更不合算了,政府的补贴政策都没有出台”。
不仅河北,华能北京热电厂由于处在燃煤机组向燃气机组的过渡中,上网电价尚未确定,北京市政府就参照燃煤上网电价结算,让企业有苦难言。“最近燃气发电上网电价北京市终于要有说法了。”该电厂人士表示。华能热电厂的现状,还是在北京市财政补贴发电成本超出上网电价部分的情况下出现的。
在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提到了天津的现实困难。天津陈塘热电厂最近完成了煤改气改造,依据“老气老价格,新气新价格”的原则,天津市财政需要一年新增18亿的补贴款,如此补贴让天津市政府犯难。
“天然气价格没有改革,谁多供谁倒霉,不能赔本赚吆喝,根本的还是要增加供应、价格合理化。”周大地说。
当然,一旦燃气成本上涨,消费末端的承受能力就会遭遇挑战。过去半年中,长春、苏州、天津等地酝酿天然气价格听证会,已引发轩然大波。
“要干净的空气,还是便宜的能源,我们得权衡。”王玉明觉得,从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决心和力度来看,这个问题俨然已经有了答案。至于谁会为清洁的空气埋单,仍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