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有人纠结，我们能否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认为，真的没必要担心。我国承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短，比发达国家难，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下降，我们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上已全面开花，同时也在双管齐下，推进化石能源转型替代。相比一些发达国家要在2045、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还有10-15年的时间差，因此完全不必焦虑。”近日在谈及“双碳”目标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潘家华向记者表达了十足信心。

不过，有底气不等于高枕无忧。潘家华同时提出，实现碳中和的基本路径关键在于化石能源有序退出、零碳能源有效替代。而在转型进程中，已显现出来的三重风险值得警惕——喧宾夺主的风险，高碳锁定的风险，以及揠苗助长、叶公好龙的风险。“转型不可能一步到位，既要把握机遇，也要充分认识各种风险并加以防范，期间谨防被误导。”

潘家华注意到，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针对气候脆弱国家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损失与损害，赔偿问题格外受到关注。“COP27将‘损失与损害’首次列入官方议题，并达成一项突破性协议，同意设立基金。这一成果获得十分不易，而且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要知道，‘损失与损害’这笔账并不好算，既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未来持续出现的新账。诸如资金来源、规模、分配等关键问题，直至目前仍没有明确说法。如果把应对气候的主要精力放在算账上，难免会影响零碳转型的决心和进度。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没变、进程没变，账可以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定力，坚持能源转型这条赛道，避免来回折腾。”

进一步看，转型怎么转？“两条腿”走路已成为业内共识，一是提高能效，推进以煤为主的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二是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基础上，逐步替代传统能源。“而在此过程中，必须警惕化石能源高碳锁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巨额资金沉淀、闲置和浪费风险。”潘家华直言。

这不是危言耸听。在部分地区，“争空间”“攀高峰”等现象并不鲜见——误认为碳排放峰值越高，为自己留下的发展空间越大，因此继续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甚至抓紧部署一批新建高碳项目。“传统化石能源能源密度高，经济性能好，运输储存便捷，可以按需求随时调节。然而，但也具有高资本密集、强地缘垄断、高碳排放的特点，而且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现阶段投资的化石能源项目，将来三四十年、甚至五十年都不一定能解锁，高碳锁定风险是可以预见的。”潘家华举例，现代煤化工、石油炼化等项目，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元投资，寿命期大多超过30年，一旦形成高碳技术锁定，随之将带来金融债务等一系列风险。

再以出行为例，根据官方规划，到2025年，纯电动乘用车新车平均电耗降至每百公里12.0千瓦时。而燃油车每百公里至少需要8升油，燃料成本较纯电动车高出20-30倍。“如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提出自己的‘禁燃’目标，纯电动汽车的市场竞争性、低成本消费福祉，让我们感到它比燃油车更有优势。且不说煤制油项目的高碳问题，如果未来有一天，连汽油都没有市场了，大规模煤变油产品卖给谁？20、30年后，市场空间到底还有多少？”潘家华提醒，不可一味抱着发展化石能源项目的惯性思维不放，而要从长远着眼，统筹谋划。

第三重风险是源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理。“碳中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我们要只争朝夕地去努力，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潘家华表示，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聚焦净零碳转型的进程来看，去化石能源绝非易事。温室气体减排受发展阶段、物理空间、资源禀赋、技术路径、产业结构、建筑交通，以及消费者偏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此不可操之过急。

潘家华坦言，前期，已有地区暴露出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做法，希望追求立竿见影效果。“一说化石能源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压舱石，立马大张旗鼓、大上快上项目，一看污染太多、排放太高，又马上急刹车、甚至一刀切。还有的地区在可再生能源尚未稳步推进之时，出现揠苗助长等势头。‘压舱石’的量到底需要多少，我们要摸得清；可再生能源发展如何行稳致远，也要顾得上。各行业、各地区存在差异，没有必要齐步走，大家要做的是瞄准方向、保持定力，推进化石能源有序退出、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