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原副司长杨雷近日以国际能源署（IEA）署长高级顾问的全新身份赴巴黎任职。这是IEA史上第一次聘用来自中国国家能源局的高级官员。在此之前，IEA和中国于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了成立IEA-中国能源合作中心的相关程序。该中心是IEA成立42年来首次在海外设立的合作中心。两个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表明，中国与IEA的合作，以及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将进一步深化。

　　赴巴黎任职前夕，杨雷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作为IEA署长高级顾问与IEA-中国能源合作中心未来的主要落实者之一，杨雷在谈及未来的工作时坦然而专注，似乎早已进入状态。

　　中国与IEA合作有进一步深化的基础

　　记者：中国与IEA进一步深化合作有何现实基础？

　　杨雷：我最近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能源署演进看全球能源治理》的文章，谈到了这方面的内容。从IEA的演变进程来看，它是一个在发达国家层面应对能源安全问题的组织，同时也为成员国提供能源方面的政策建议。有统计显示，全球比较有影响力的能源类国际组织约有近30个，但这些组织的正式雇员人数加起来可能都没有IEA多,这也体现出IEA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独特地位。中国和IEA建立合作关系已有20年，近些年，随着中国能源消费、贸易和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中国和IEA走得越来越近。去年，中国成为IEA联盟国，习近平主席关于建立全面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观正在成为我们开展国际合作的指导方针。对IEA而言，中国的加盟意义重大。IEA成员国目前的能源消费量只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42%，中国的占比是23%，二者相加就是65%，接近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3，因此中国的加盟将使IEA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记者：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有何现实发展需要？

　　杨雷：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少说多做”的传统观念已不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我们这些年遭遇的能源产品贸易壁垒、海外能源投资损失，乃至国际上的恶意揣度等都与这种落伍的观念有很大关系。中国需要加强国际沟通，消除国际上的疑虑，需要参与国际能源产品贸易规则的制定和维护，否则必然会制约自身发展。

　　中国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目前看来，无论是国内的能源市场化改革、能源领域的第三方公平准入等，还是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的能源投资和贸易合作等，总体方向是越来越开放的，这是大势所趋。

　　在处理一些能源领域的国际事务时，中国也愈发需要主动作为，不要像光伏“双反”那样，等到遭遇不公正待遇时才被动应对，这种亡羊补牢式的做法，已经不符合我们能源大国的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和推动新能源发展上，中国目前已经在成为一个引领者，中国去年所有新能源的装机增量是全球其它国家增量之和，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无电人口的供电问题,这其实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要知道撒哈拉以南还有1/4的人口用不上电，而中国在非洲的那些能源投资，恰恰是响应了联合国和IEA关于消除能源贫困的倡议。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坦诚的心态参与到世界能源大家庭中来，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机会。

　　IEA和中国相互融入有需求也有挑战

　　记者：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杨雷：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陈新华等能源专家对全球能源治理做过很好的总结，总体说来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维护全球能源投资、贸易的公平规则；第二，协调制定能源政策，如应对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治理等，国际上希望中国逐步完善市场化、公开透明的政策体系，而这恰恰是中国正在做的；第三，促进数据透明度，加强统计方面的合作。能源生产消费的数据客观透明，政府才能科学决策，企业才能做出正确、风险可控的投资决策；第四，推动能源领域的新技术推广，以分布式能源为例，很多可再生能源难以实现长距离输送，如何很好就地消纳就需要经验、技术、模式的互动探讨。此外，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也涉及相互之间的技术转让。当前很多国际组织都在专门做能源技术的跟踪和研究，中国也希望通过IEA这样的国际组织获得能源领域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科技部已经与IEA开展了很多的能源技术合作，并且成立了专门的合作办公室。现如今我国正处在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这方面的合作将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最后，能源安全仍然是全球能源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提升应急协调能力和水平也非常重要。IEA有着强大的石油储备体系，在应对紧急事件时可以做出整体协调，促进成员国之间互相帮助。虽然中国不是IEA的成员，但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中国也向日本提供了油品方面的援助，但这种援助是非机制性的。能源大家庭的互相支持援助，除了能够提升能源安全，也将推动全球和平发展。

　　记者：中国与IEA深化合作面临怎样的挑战？

　　杨雷：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能源问题是全球化的共性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更加强调共享经济的时代，在能源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回顾IEA的发展历程，其职责一路演变，从最初的应对能源安全到逐步推行全球市场一体化、维护市场规则，再到现在越来越推崇清洁能源发展和能源转型，积极迎接更加低碳、高效能源时代的到来，这是与时俱进的。没有与时俱进的是，IEA迄今只有29个成员国，有人说它仍然是发达国家的能源俱乐部。近年来，IEA和中国相互融入的需求都很强烈，但也有挑战。从IEA方面看，仍然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条款制约，只有OECD的成员才能加入IEA，而中国并非OECD成员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发达国家，所以IEA能否修改章程，从而对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敞开大门就非常重要。

　　但也有国际上的专家提出，即使IEA修改了章程，中国是否真的就会加入？能否履行相应义务，如一定程度共享石油储备体系、提高数据透明度到IEA标准？不同的声音总是会有的，就像当初中国加入WTO，也有很多担忧和质疑之声。因此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解疑释惑，增加互信，找到现实可行的路径。

　　IEA自身改革催生制度性转化的突破

　　记者：IEA当前面临什么样的改革形势？

　　杨雷：我认为IEA的改革目前有两个维度。一是改革其组成体系。IEA是国际能源署，不是“OECD能源署”，应该吸纳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非OECD能源消费大国。未来，IEA需要体现更多参与性，不能只是“发达国家能源署”。二是改革更加凸显全能源领域的专业化。IEA是能源署而非只是油气署。IEA对传统油气的研究已是顶级水平。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的需求，催生出多种多样的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种类及业态。IEA作为一个国际机构也要迎合现实的发展需要，如IEA在近10年来也陆续成立了可再生能源、能效、煤炭以及技术等部门。

　　当然，国际上也有诸如联合国倡议成立的可再生能源署这样的新能源领域专业化国际组织。可再生能源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要在整个能源系统里实现持续发展，不只包括技术和发展方向的探讨，还会涉及与传统能源的协同发展，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接入也要有经济性等，这些都很实际，要求有系统性的协调和融合，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都要兼顾。

　　IEA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能源领域多年的研究积累，其每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已经成为全球能源行业的“旗帜”。当然也仍在不断接受实践检验。成为权威的专业机构，也是IEA不断的追求。

　　此次法提赫·比罗尔当选IEA署长本身也极具历史意义。比罗尔本来是IEA的专业雇员，IEA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自己的雇员成为署长的情况。我认为，比罗尔成为署长也意味着IEA将更加强调其专业化属性。

　　记者：中国第一次派驻官员任职IEA，这意味着什么？

　　杨雷：从大的角度讲，这意味着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上月初在深圳参加G20能源部长会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期间，我对美国能源部分管国际合作的助理部长说起我要到IEA工作，他说：“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从我们的角度看，你能去国际能源署做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