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均用电量看，中国2015年人均用电量刚刚超过4000千瓦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发达国家人均用电峰值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均用电峰值超过10000千瓦时/人的澳大利亚、韩国、美国和加拿大，其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在2005和2007年达到人均用电峰值，分别为13705千瓦时/人和17631千瓦时/人；另一类是人均用电峰值介于6000-8500千瓦时/人的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OECD平均水平，其中日本和OECD平均的用电峰值在8400千瓦时/人左右，而最低的英国仅为6271千瓦时/人。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后发优势，中国人均用电峰值应不高于欧洲、日本平均水平。但受经济形势不确定和电气化率提高的趋势影响，也受到中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影响（如是否依然向国际市场提供高耗电的重化工业产品出口），中国人均用电峰值仍存较大不确定性。

　　从用电结构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别。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工业用电是中国电力消费的主体，2012年占总电力消费量的56.1%，而同年居民、商业和公共部门的总用电量仅占17.4%。与中国不同的是，居民、商业和公共部门的用电在美、日电力消费中的比重超过60%。从绝对量看，中国2012年居民的人均电力消费仅分别为美、日的1/10和1/5；商业和公共部门的人均电力消费差距更大，仅分别为美、日的1/23和2/15。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更大程度上依赖消费活动，中国在居民、商业和公共部门的用电需求将有大幅增长。此外，交通电气化趋势也将提高交通部门的用电需求。

　　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NCSC）基于PECE模型的测算，在经济下行情景、温和复苏情景和强劲复苏三种情景下（如图所示），中国到2030年的人均用电需求都将持续上升。2020年的人均用电需求将达到4600-5400千瓦时/人，2030年将达到5500-7000千瓦时/人。

　　若“十三五”期间（2016-2020）仅完成在建和已进入前期建设阶段的煤电项目，而不再考虑新增其他煤电项目，同时考虑每年淘汰落后煤电产能900万千瓦左右，则2020年煤电装机容量约为9.8亿千瓦。若平均发电小时达到4900小时，则可供电量为4.8万亿千瓦时。在经济持续下行情景、温和复苏情景和强劲复苏情景下，2020年能源消费量分别约为48、50和52亿吨标煤，若实现15%非化石能源目标，非化石电力供电量约可分别达到2.4万亿，2.5万亿和2.6万亿千瓦时。与此同时，若天然气发电2020发电量达到0.3万亿千瓦时，则中国2020年总可供电量有望分别达到7.5、7.6和7.7万亿千瓦时，和届时6.6、7.2、7.5万亿千瓦时的电力需求相比，供电能力完全可以超额满足不同情景下的电力需求。这意味着现在甚至存在停建部分已进入前期建设阶段煤电项目的潜力。

　　以此类推，在“十三五”仅完成在建项目的前提下，若”十四五”（2021-2025）和”十五五“（2026-2030）期间不再上任何新的煤电项目，同时继续考虑每年淘汰落后产能900万千瓦左右，则2030年煤电装机容量约为9亿千瓦。假设煤电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达到5300小时，则可供电量约为4.8万亿千瓦时。结合考虑经济持续下行情景、温和复苏情景和强劲复苏情景，20%的非化石能源目标，以及2030年的天然气发电量（0.5万亿千瓦时），则中国2030年总可供电量和2030年的电力需求相比，可以满足经济下行情景和温和复苏情景下的电力需求，距离强劲复苏情景的需求仅仅有0.3万亿千瓦时的微量缺口，占2030年总电力需求的3%。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便从严控制煤电，甚至实现零增长，也能基本满足中国未来电力需求的增长需求。因此，不管是从控制局地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还是从避免煤电行业投资浪费和加速产能过剩的角度，都应该从严落实国家已经出台的政策，严格控制“十三五“期间新增煤电机组。2030年强劲复苏情景下的少量用电缺口也完全可以通过加强需求侧管理提高电效、进一步提高煤电利用效率和提高非化石能源装机等方式弥补。即便届时真的确实需要新增煤电装机填补前述0.3万亿千瓦时的缺口，根据2-3年的煤电厂建设周期，也完全可以留待十年后开始的“十五五”初期再做决策。而那时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的成本、价格、技术可靠性与可行性等情况有可能发生更加乐观的变化，把投资选择留在10年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环境与能源绩效上都会更加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