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国家巨轮前进的动力。当前，我国能源领域的改革尤为迫切。

　　当前至2035年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新形势下的发展既追求经济增长，也追求绿水青山。这一目标对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发展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具体到能源领域，改革显得尤为迫切，因为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是国家巨轮前进的动力。

　　能源的发展目标和路径设计需要在立足国情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予以统筹规划。我们要正视能源发展的现实挑战，认识到能源变革须助力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控制碳排放的承诺。《巴黎协定》签署之后，我国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到2030年前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60-65%，碳排放于2025年前后达峰并力争尽早实现。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能源变革方面做足文章，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尽可能提高清洁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与此同时，我国是经济大国和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太高将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程度，需要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尽可能控制能源对外依存度的过快增长。因此，我国在新时期的能源转型须在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以稳油、增气、发展非化石能源为主线，这是一场攻坚战。

　　中短期内能源发展重点

　　煤炭是我国主体消费能源。尽管这些年一直在“去煤”，但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依然占据较高比例，2017年约为60%，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30个百分点。实现碳排放控制目标必须兼顾能源国情，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将煤炭的消费比重大幅降低。在此形势下，必须将煤炭的清洁化利用作为重中之重，作为能源转型的基础。煤炭清洁化利用文章做好了，发展其他清洁能源才有可能，能源转型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这是中国现实国情决定的。但目前煤电生产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2016年煤电行业总共向空气中排放了35亿吨二氧化碳，占当年的全国碳排放总量的34%。煤化工产品在2015年的碳排放量占中国工业排放量的13%左右。预计煤化工行业在2020年贡献的碳排放量将达到4.1亿吨/年，较2015年增长近四倍。

　　2.稳住石油消费目前条件逐渐具备

　　我国目前的石油消费规模已经接近6亿吨，对外依存度接近70%。考虑到我国是石油消费大国以及国际石油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的影响常态化存在，有必要对石油进口予以政策调节，避免过多的进口。但与此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的石油产品出口也在保持增长的事实。国内炼油产能过剩的事实已经迫使业界在考虑扩大成品油的出口，2017年成品油净出口已经达到2000多万吨。基于此考虑，降低原油对外依存度的有效手段之一是控制下游产能过快增长导致的原油需求增长。其二是充分利用政策导向以及市场机制去引导和替代石油消费也是实现稳油的有效措施，其核心路径是通过发展交通电气化、共享交通等降低对燃油的高强度需求。

　　国际经验证明，天然气消费大规模推进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基础设施健全，二是价格合理。目前这两个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基础设施方面，无论是管网还是储气调峰能力，我国与发达国家均存在差距。我国的天然气管网干线里程目前仅8万公里，而与我国幅员相似的美国州际管道里程长达50万公里。美国如此大规模的管网支撑着近8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需求。我国目前的天然气消费不到2400亿立方米，若要大规模推进天然气消费，管网设施不足是短板之一。我国2017年天然气储气设施容量为130亿立方米，有效工作气量不足70亿立方米，占整个消费量的3.3%，与国际平均水平10-15%有较大差距。天然气基础设施不足是我国在2017年推进煤改气工程进程中出现的气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天然气终端用户对天然气价格高度敏感。在80美元/桶油价、600元/吨煤价参照下，发电用户的气价承受能力约为1.5元/立方米;工业用户的承受能力在2.5元/立方米;化工用户的承受能力在1.5元/立方米。2017年工业、发电和化工用气占整个用气量67%。随着市场化定价的推进，一个新的现实问题随之出现，就是天然气进口价格近中期有上涨趋势，目前的进口LNG到岸价已经突破11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进口气价上扬将导致国内气价“水涨船高”，终端用户能否承受增长的气价给天然气消费的推进带来严峻挑战。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及比重逐年增加，但面临的技术经济性问题依然突出。发电上网受限问题仍旧非常突出，2016年约1500亿kWh的非化石能源电量无法有效利用，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2.5%。上网电价下调之后，非化石能源发电克服成本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即便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对成本的积极影响，非化石能源的发电成本的竞争优势在短期内还难以完全建立起来。预计到2020年，三北、东中部地区的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依然要高于各自地区的煤电度电成本;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度电成本在技术进步和关键设备组件成本下降的情形之下可以实现低于煤电成本。而当前至2030年、2035年恰恰是我国急需发展非化石能源以有效解决现实需要的关键时期。

　　一是加大对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支持力度，增强“造血”能力。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逼近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逼近40%。从发展趋势看，天然气供应有可能步原油后尘，成为新形势下影响我国能源安全的又一“导火索”。我国是经济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将能源对外依存度控制在一定水平是必要的。能源安全是“两步走”战略的“压舱石”，必须千方百计地增加国内油气供应能力。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以及政策扶持是保供的重要选择。建议取消特别收益金征收政策，继续加大对非常规油气开采及老油气田的财税政策扶持力度，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已探明储量的动用，让我国的油气发展“轻装上阵”，全面发展。

　　二是开辟多元对外合作通道，降低油气进口风险。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我国油气需求将保持较长时期增长。在国内油气供应未取得大突破、替代能源还不足以成为主体能源的“断档期”，依赖能源进口是必然选择。只要有能源进口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风险，化解的办法就是多元化，广泛开辟贸易合作通道。既要重视与资源富集区的中东、北美、非洲国家的合作，也要发挥地利优势，重视与我国邻近国家的油气合作。紧抓“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大机遇期，为油气合作创造条件，争取机会。

　　三是全力攻关重大关键能源技术，助力中国能源革命。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成各方力量，加大对事关能源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的研发，特别是要重视颠覆性技术的攻关。一旦颠覆性技术取得突破，将彻底改变我国能源供需格局。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具备开展颠覆性技术和重大关键技术的条件。应紧密结合发展需要，现阶段应将煤炭地下气化及煤炭清洁化利用技术、可燃冰页岩气开发利用技术、干热岩开发利用技术、储能技术和能效提升技术、电动汽车电池技术作为发展重点。

　　四是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天然气主体能源地位培育是现阶段我国能源发展的现实选择，在大气污染防治任务迫切，兑现向国际社会碳减排承诺目标时间临近，可再生能源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等多重因素的约束和推动之下，发展天然气是必然选择。而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制约天然气大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就是基础设施缺乏，不仅缺管网，也缺储气设施。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到2025年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的发展规划，需要尽快解决储气设施投资回报保障程度低等掣肘问题，加快建设步伐。

　　五是加快碳交易碳税政策实施，为能源清洁发展创造条件。能源革命既要安全，也要清洁。实现能源清洁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实施碳税和碳交易，通过碳税手段对高排放行业进行有效调节，通过碳交易鼓励高排放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节能减排，促进行业发展优胜劣汰。碳税碳交易制度的推行能够有效降低非化石能源发展的相对成本劣势，是推进非化石能源发展，实现对化石能源替代的重要制度基础。与此同时，发展可再生能源也可以考虑在资源富集区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配额交易制度，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寻求市场之力。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是国家前进的动力。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应的能源体系应该以清洁、低碳、高效为基本特征。立足我国能源国情，按照阶段划分，到2035年能源体系应该实现煤炭清洁利用程度显著提升，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显著提升的目标;到2050年能源发展质量更近一步提升，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成为主体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