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端，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的手机再也无法接通。

　　5月23日晚，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贿犯罪，对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至此，王骏已经是国家能源局今年以来第四位被带走调查的官员。

　　如果要写一部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史，王骏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当王骏被调查的消息一经传出，能源业界也是唏嘘不已。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78级水利专业的“老愤青”，性格直率，素来以“敢言”、“有胆识”闻名圈内。

　　作为学者型官员，王骏曾经写过两篇长文《令人沮丧的电力改革》与《什么是水火同价》。同样是针砭时弊，呼吁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文章，放在十年的不同阶段，其结果却截然不同。

　　出身于经济学世家的王骏，理论水平高，对电力行业的研究颇有见地，撰文时常融入经济学视角，正因如此，其学者型官员的形象深入人心。而王骏更为人熟知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起草者”。

　　作为当前体制的一位抨击者，王骏可谓生存在体制罅隙之中的一个“异类”。2000年，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电力处处长的王骏在《经济学消息报》发表了题为《令人沮丧的电力改革》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重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启动电力体制改革。

　　时隔十年，已转任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的王骏于2010年再在《中国能源报》发表《什么是水火同价》的万字长文，力倡中国继续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然而，该文引发的不是改革，是其他部门对王骏将内部矛盾公开化的抨击。

　　王骏所经历并推动的改革，发生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他曾经的谏言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重要的十年联系在一起。如今，他的命运和他的谏言一样，受到更大的历史逻辑的左右，如同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预测也不可理解。

文/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  王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力工业发展很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20世纪末，年发电量达到并超过了20年前预定的1.2万亿千瓦时的“翻两番”目标，装机容量更是远远超出2.4亿千瓦的预计，达到3亿千瓦以上。水电资源的开发程度从1980年的5.4％，达到目前的18.5％；火力发电技术已形成单机30万千瓦、60万千瓦的大型高效机组的大规模运行和建设局面；500千伏和330千伏、220千伏高压输电网络覆盖面迅速发展。总体上，电力供应已经摆脱了持续几十年的严重短缺状况，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在这样的成就面前，电力工业如何分析和看待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下一步如何走，已经成为当前各方关注的重大话题。

　　●电力工业的结构调整举步维艰 

　　“九五”期间，随电力供需矛盾的缓解，解决电力短缺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和管理办法，日益显出难以适应买方市场的新形势，有许多过去的好办法现在已经反过来成为电力工业发展的桎梏。为此，国家计委提出了在“九五”后期和“十五”期间电力工业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方针和内容，包括加强电网（高压输电网、农村电网、城市配电网）建设与改造；加快水电开发，增加清洁能源比重；提高火力发电技术和装备水平；“西电东送”，优化资源配置；关停老机组；以多种措施和“综合治理”缓解电网峰谷差过大的矛盾；重视环境保护，实施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改革管理体制，让电力工业走入市场等等。这些方针得到了包括电力用户和电力企业在内的各方面认同，已经成为当前电力工业发展方向和思路讨论中的“老三篇”，业内人士言必称“结构调整”、“厂网分开”和“竞价上网”。但是，两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电力工业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电力消费者至今叫苦不迭，而国家电力公司以外的独立电力企业更是怨声载道。那么问题何在呢？

　　●“省为实体”的发展方针，导致各省以邻为壑，关闭电力市场 

　　“省为实体”的发展方针，在80年代鼓励多家办电，解决全国范围内严重缺电起到过重大作用。但在电力供需平衡后，“省为实体”已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成为阻碍市场竞争和跨省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原因。各省自己的电厂生产与建设，意味着税收、就业的增加，也是各级政府政绩的表现，因此，关闭电力市场成为必然。甚至出现了外省低价电也不要的现象，各省拒绝开放电力市场的原因不便直言，都以峰谷差过大、电价还不够低廉和电力输送上有技术方面的限制等各种理由为借口。

　　东北电网原为国务院批准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也是国内各电网中最具有资源跨省优化配置条件的区域。但不知何故拆成三个电网，导致跨省电力流动的停止，内蒙东部和黑龙江的煤矿坑口火电厂难以送电到辽宁负荷中心，东三省的电力发展变成了各省自己的院内规划，更奇怪的是，将东北电网一分为三，其目的反而被解释为是为了加强各省之间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内蒙西部向京津唐电网的输电容量目前停留在93.8万千瓦水平上，远未达到过去规划并承诺的150万千瓦。至于送电容量上不去的原因，华北电网提出是线路稳定极限所限。可是五年以前缺电时的“西电东送”规划中，华北电网声称所有的技术问题在150万千瓦送电方案中都已经解决了。

　　在华南地区，广东电网电力充裕时，贵州、广西和云南的水电便被以调节性能不好为由拒之门外；二滩水电站的电力，按行政文件规定的容量和价格，在四川和重庆电力盈余、电厂大多发电不足的情况下，自然无法兑现。

　　以上现象统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买方市场条件下电力交易的法律，没有建立以价格竞争机制来配置资源的规则。

  

　　我国发电装备虽已进入了30万千瓦、60万千瓦大型机组时代，但由于众多原因，近年来发电装备的技术水平在结构上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趋于恶化，主要表现在：

　　老旧机组关停规划难以落实。我国现有超期服役的老旧火电厂2000万千瓦以上，拥有老旧机组的电厂最大的特点是职工多，一般10万千瓦的火电厂，人员多在1000人以上，另还养有几百名退休职工。一旦电厂关停，人员没有出路。这些电厂污染严重，煤耗高，但发电利用率还是最高的。

　　新的小火电厂犹如雨后春笋，“九五”以来，每年新投产违规建设的小火电厂容量迅速增加，计划外小火电每年投产达500万千瓦以上，进一步使环境污染状况恶化，加剧了能源浪费，什么原因促使地方和企业违规建设的小火电厂大量增加呢？

　　（1）地方政府以建小电厂为经济增长点，例如河南某县一小电厂投产，这个贫困县一举脱贫。在这种情况下，省级计划部门大量自行审批项目、审批电价。违规电厂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省电力公司往往在小电厂上参股或迫于省领导的压力，为小电厂大开绿灯。2×12.5万千瓦的江苏某电厂，即为省电力公司以自己在香港的窗口公司的名义投资，违规建设的火电厂；

　　（2）国家对小火电的污染物排放尚无具有可操作性的环保限制法规；

 

　　（3）银行资金急于寻求出路，认为小电厂的资产相对较好；

　　（4）机电制造企业开工不足，往往以延期付款或设备入股方式支持小电厂建设；

　　（5）近几年国家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对大电厂的审批严格控制，这无疑给小电厂的发展以广阔的空间和极好的机会。例如1999年国家计划安装国产设备的大电厂开工规模居然为零，有限的发展空间几乎全部让给了小机组。目前机电制造企业的生产，国家计划安排很少，主要是靠违规建设的小电厂订货。

　　我国至今没有形成对火电厂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控制方式，各种煤耗的电厂在一起争抢发电，低的300克/千瓦时，高的可达900克/千瓦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权力和关系在争抢发电中最具优势。有的火电厂为了增加盈利，夜间不开启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