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中国国家碳排放限额交易计划，可能在2017年晚些时候出台。”这被《自然》杂志评选为2017年值得期待的11个科学事件之一。

　　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为每年7亿至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亿~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贸易市场。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将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能源交易市场，而中国将成为全球碳排放权交易第一大市场。

　　根据《“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力争早日达到峰值。方案明确启动运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将其作为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最主要抓手之一。

　　中国设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信念与担当。这既是应对国际减排压力的要求，更是推进绿色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专家预测，目前我国碳市场交易无论价格还是成交量都处于底部，未来将有巨大上升空间，每年千亿元碳市场空间可期。面对体量如此庞大的新兴市场，规范交易规则和逻辑，推进体制机制建设，提升各方参与度，势在必行。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广东、湖北七省市在2013~2015年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2013年，碳市场试点工作正式开启，7个试点地区相继完成2年至3年的履约工作。

　　3年多时间里，7个碳交易试点地区开展了完整试点，全国碳市场交易日趋活跃，规模逐步扩大。根据《北京碳市场年度报告2016》，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七省市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量1.6亿吨，累计成交额近25亿元。其中，2016年包括福建在内的各省市二级市场，线上线下共成交碳配额现货接近6400万吨，较2015年交易总量增长约80%；交易额约10.45亿元，较2015年增长近22.1%。

　　自2014年4月湖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市以来，其成交量、流动性等指标全国领先。与2014年相比，2015年湖北省控排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下降了6.02%，企业通过碳交易获取减排收益近2.02亿元，纳入控排的企业基本都成立了碳排放应对部门，或建立了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目前，湖北已与山西、安徽、江西等非试点碳交易省份签订了碳排放权交易跨区域合作交流框架协议，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显著。

　　2016年，广东碳市场共成交配额2334.05万吨，总成交金额2.89亿元。其中一级市场成交量100万吨，成交金额1128.5万元；二级市场成交量2234.05万吨，成交金额2.78亿元；CCER（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成交量1908.92万吨，同比增长1788.14%；居全国第一。启动至今，广东碳市场累计成交配额4684.93万吨，占全国碳交易试点约34.46%，总成交金额12.54亿元，占全国碳交易试点36.89%，是国内首个配额现货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大关的试点碳市场。

　　从北京实践来看，利用市场手段节能减碳的效果也已初步显现。仅2013年和2014年，北京市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总量就分别同比下降约4.5%和5.96%，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分别同比下降约6.69%和7.17%，超额完成2.5%的年度目标。

　　除试点地区外，新疆、浙江、山东等地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工作。2016年，新疆已完成碳排放权要素建设，目前全疆有180家企业成为首批纳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企业。浙江计划2017年完成碳排放权交易准备工作，启动碳交易；到2020年，建立较成熟的碳交易市场体系。目前约1900家工业企业达到国家重点企（事）业碳报告工作要求，约400家企业被纳入首批碳交易范围，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50%以上。山东也计划2017年进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已报送控排企业近500家。

　　曾任《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主席的段茂盛考察了我国7个试点地区，表示“在有些方面我们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段茂盛举例说，比如在给企业免费配额上，欧洲用的是企业的历史产量。而中国采用的是企业实际产量，本质上是要求提高效率、降低排量，而不是限制服务。

　　2月17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中国碳市场研究报告2017》。报告指出，纳入7个试点碳交易平台的排放企业和单位共2391家，分配的碳排放配额总量合计约12亿吨。中国碳市场的启动将广泛发挥碳金融对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能源转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中国碳市场将覆盖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超过欧洲碳市场的两倍。

　　自启动以来，七个试点地区基本建成了责权明晰、运行顺畅、交易活跃、履约积极的碳交易市场体系，且在运转过程中积累了有益经验，对于能源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极大地推进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设。

　　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清洁低碳发展，一直是全国两会能源行业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的着力点。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鼓励CCER抵消使用，加快发展全国碳交易市场。

　　CCER是中国经核证的减排量，由国家发改委根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管理，经过具有国家CCER审定与核证资质的机构对项目实施审定、注册、签发等，并在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登记。作为主要抵消工具，CCER将在全国碳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累计公示CCER审定项目2742个，861个项目获备案，254个项目已产生5300万吨减排量。

　　CCER项目大多是非化石能源项目、环保类项目及能效提高等国家鼓励的绿色低碳项目，能有效连接碳市场、可再生能源及工业减排，是减排路径的重要领域。CCER作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础产品，可在控排企业履约时用于抵消部分碳排放使用。控排企业使用CCER可降低企业履约成本，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

　　尽管七省市碳市场试点总体平稳有效，但配套制度建设还不尽完善，市场交易主要集中在履约期，交易标的以配额为主，可用于抵消的CCER使用欠佳。在2016年履约期，用于抵消的CCER数量不到800万吨，占配额总量的比例约0.67%，远低于各地试点抵消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比例。部分试点的CCER抵消管理办法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造成市场及控排企业不能准确判断CCER能否用于后续履约使用。同时，部分试点的CCER抵消管理办法出台时间仓促，市场及控排企业没有充足时间来应对政策变化。CCER用于抵消使用时，各试点省市针对项目类型、减排量产生的时间、项目所在区域、抵消比例等因素做出不同的规定，造成CCER作为抵消使用时需要满足的条件复杂且难以判断，导致市场接受度不高。

　　为避免前期试点市场出现的问题、优化CCER的抵消使用，李河君建议，国家在配额发放时应统筹考虑配额和CCER总量；CCER抵消管理办法由国家统一制定，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相关政策要留有适当的过渡期，给市场充足的应对时间；适当简化CCER项目审批流程，缩短项目申报周期；在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CCER抵消应消除地域割裂影响，可在全国范围内使用；CCER抵消规则尽量简单明了，并鼓励新能源、农业、林业和低碳环保类CCER抵消使用；CCER抵消比例维持在配额总量的5%~10%。

　　“我国其实拥有丰富的碳减排量资源。”李河君表示，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开发利用尤其是国内光伏市场发展迅速，以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农村沼气、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终端利用方式和利用量逐年扩大。这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微型新能源项目虽然单体量较小，但由于数量庞大，如果充分利用起来，其产生的CCER量将达数亿吨，价值数十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市场。

　　“与国外碳市场不同，中国碳市场的建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