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 0评论 | 3568查看 | 2017-12-25 09:31:00
全国碳市场将率先从发电行业启动,分阶段稳步推行碳市场建设。发电这一个行业的碳市场规模就已超过其他国家的碳市场。
“每吨钢铁挣的钱还不如卖一斤白菜挣的多,在碳交易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不会存在了。”
“个人节能减排的行为可以转化成经济价值,比如充公交卡等等。”
历经七地试点,2017年12月19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作为碳资产的“银行”和“仓库”,全国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将落户湖北,系统建设运维任务由上海承担。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在当日发布会上介绍,将率先从发电行业启动,分阶段稳步推行碳市场建设。全国大约一千七百多家电力企业的碳排放总量达到三十多亿吨,发电这一个行业的碳市场规模就已超过其他国家的碳市场。
“过去企业用多少煤、多少气、多少电,都是糊涂账。启动碳交易之后,纳入碳交易的这些企业,就要加强内部管理,全面衡量各项指标,那些不赚钱或赚钱不多、竞争激烈的产品,就会考虑是不是放弃。”发布会上,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说,“每吨钢铁挣的钱还不如卖一斤白菜挣的多,在碳交易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不会存在了。”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在促进企业积极性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碳市场才刚刚拉开序幕。
电力入手,鞭打快牛?
记者:全国统一的碳市场终于启动了,是万事俱备,还是匆忙上马?
刘爽: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不仅有七个试点的“试水”,还有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政策、标准和法规。但是任何环境政策都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出台,碳市场也不是万事俱备。全国碳市场初期也会是一个类似试点的状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积累经验和教训,逐步进行完善。
邹骥:既不是万事俱备,也并非匆忙上马。究竟是快是慢?从低碳转型和整个经济升级、改革的紧迫性来讲,我个人希望还能更快一些,但不管快了还是慢了,眼下的重点是把启动工作做好,尽早将各项工作往前推进。
记者:首批仅纳入发电行业,是否为“鞭打快牛”?
刘爽:根本原因是发电行业的数据质量、可信度和透明度比其他行业好很多。放眼国际,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加州的碳市场,最开始都是纳入电力行业。
发电行业还可以采用可再生能源,通过燃料替代来减少碳排放,减排空间比较大。从发电逐步拓展到相对复杂的行业,比如钢铁和水泥行业等是从易到难的过程。
郭虹宇:整体看来,电力部门数据的完善性和成熟性会好一些。目前关于碳排放的数据,大部分是按区域或者按整个行业来划分,很少会从企业层面进行统计。碳交易规制的主要是控排企业,但关于企业的很多数据,如历史数据、第三方核准数据等存在不足,所以碳交易数据库的数据存量和质量是目前一个很大的顾虑。
记者:试点省市、试点市场还将持续运行一段时间,在全国统一碳市场已经确定覆盖的行业中,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不再参加地方的活动。这意味着地方试点“功成身退”?
刘爽:通俗点说,年排放量2.6万吨以上的发电企业持有的是国家配额,归国家管,而试点管的是那些没有被纳入全国市场的当地其他管控企业。不过,那么多企业,国家管不过来,由省一级分散开来进行管理,所以真正的监管任务很大程度是落在省一级发改委身上的——这也是试点向全国铺开的体现。
全国碳市场启动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会有职责分工,比如全国碳市场里配额分配方法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的,但是将配额分配给具体的企业则是由地方一级的政府,尤其是地方发改委来负责的。
怎样促进企业参与?
记者:全国碳市场如何避免“雷声大雨点小”,加大交易量?对企业来说,碳市场会带来经营压力么?
邹骥:对于高碳、高污染的企业来说,无偿或廉价地使用碳资源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企业要意识到大势所趋——加速转型、技术研发是唯一出路。而另一些非化石能源的企业、低碳的企业是可以从中获利的,只要碳市场提供盈利的空间和机会,他们一定会来的。
刘爽:如果企业认为,在碳市场上购买配额比自己减排的成本更低,就会选择在市场上购买配额,进行交易。这是碳市场的初衷,能够让企业以更优化、更低成本地实现目标。我们判断碳市场好不好,正要关注它能否让企业减排且负担变得更小。
对于先期已经付出很多减排行动,能效比较高的发电行业,国家配额分配时会给予一定的优待,减排越多的企业,越有可能在市场上通过出售配额来获利。
郭虹宇:控排企业的参与程度也与其配额有关。如果企业面临的减排压力不大,而且碳价不高,那它参与动力就会小;反之才有强烈购买其他企业剩余配额的需求。有了这种需求,碳价会提升,其他企业也有了出售剩余配额的动力。
记者:配额过多会不会导致碳交易活跃度不高?
刘爽:我同意这种观点,活跃度不高本质上是因为配额发放过多,总量设计得比较宽松。碳市场是一个人为的市场,当人为交易的商品,也就是配额的供给量太多的时候,基本经济学规律就是它价格不会高。
与中国相似的欧盟碳市场,最开始也出现过配额发放过多的情况,碳价、交易量都低迷。考虑到要更好地平衡企业的负担与减排的平衡,中国在初期很可能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陈美安:为了避免(欧盟)这种现象,全国碳市场可以考虑采取碳价稳定机制,设定价格上下限,当价格过低的时候,减少配额的发放,而当价格过高的时候,可以适度放出预留配额来平抑碳价。
邹骥:现在国内配额分配是政府出面,委托专业机构和专家制定对标标准。但他们都是特定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又具有高于他人的行业知识话语权,因此对标标准很容易过松,大多数行业企业拿到足够的排放配额,造成事实上的超量核发。
初期这种方法有现实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不能固化这个分配方法,我主张几年以后,用配额拍卖机制逐步替代。未来应通过更严格的配额总量控制,同时引入碳金融,吸引更多资本流入碳市场,来把碳价维持在一个足以让碳市场发挥作用的水平之上。
记者:怎样监督企业不在碳市场中瞒报或投机交易?
马莹莹:公开企业排放数据以及第三方核查信息,并且监管要及时,惩罚措施跟上,处罚力度要比瞒报成本更高,有威慑作用。在深圳碳市场,有企业因为超额排放而遭到三倍于市场价格的罚款。我就看到有两个企业的罚单高达百万。
邹骥:现在有个口号说:“我们碳市场是用来减排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但实际上任何市场客观上都可能存在炒作和投机,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向应当是防范、管控过度投机和炒作,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有投机和炒作造成的风险就不去发展碳金融。
初期为了起步稳妥可以暂不纳入,但强调要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完善市场体系的背景下理解碳市场、引入碳金融的方向不能模糊。管控市场风险需要在一个风险体系内做出权衡,这是管理市场的艺术。
个人减排可充公交卡?
记者:碳市场似乎离公众很远,公众应该怎样参与?
刘爽:在一些试点地区有尝试,比如广州的碳普惠政策、武汉的碳宝包,让公众感受到个人节能减排的行为可以转化成经济价值,比如充公交卡等等。
郭虹宇:我能想到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作为交易主体去参与,碳交易试点期间,好像个人可以去开个交易账户,作为一种碳金融方式进行交易,类似股票市场;另一种就是公众通过信息披露参与监督,及时了解控排企业的相关信息。
记者: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在试点地区未很好推进,全国碳市场应该如何做信息披露?
郭虹宇:目前信息披露机制还没落实,这也导致大家对于碳市场运行的有效性有一定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