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理首先介绍了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进展情况。他说，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控制煤炭消费政策的主线。中央对有效控制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决心坚定不移，碳排放权交易本身就承担了这一使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里，中央提出要研究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明确在“十三五”期间要建立。去年巴黎气候大会前，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市场，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深入研究7个交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对当前最大规模的欧盟碳市场研究之后，我们把主要的利益相关方或者参与方，分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从时间上，又从启动全国碳市场的研究到完成碳市场前期筹备作为第一个时间段，从碳市场启动到2020作为第二阶段，2020以后作为第三阶段。从中央层面来看是在积极推动立法。2014年颁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这是碳市场的基本大法，未来将上升到国务院条例。各地也在做相应的工作，工作量最大、面最广的一方在企业，全国有数千家企业正在积极为参与碳市场的交易做着积极的准备。

　　对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未来发展，蒋兆理认为，对于“十三五”、“十四五”乃至长期的2030、2050年，控制煤炭消费始终是主旋律，而且强度也会越来越大，主要是要推动我们的经济转型、能源转型和企业提质增效，不断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效率，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

　　从碳市场的总体管理框架来看可以分为两级管理，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另外是作为被监管对象的企业。对于中央政府来讲，它负责碳排放的企业核算标准、配额分配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关第三方核查机构和交易平台的监管，中央政府绝对不对任何一家企业直接分配配额。地方政府则严格按照中央统一的规则来实施配额分配，但地方政府绝不干预配额规则的制定。因此，两级监管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自由裁量的空间，上下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同时也互相促进，才能确保我国碳市场能在统一完整的规则下运行。

　　关于配额的分配，我们根据欧盟和7个试点地区的经验，主要采取了基准线法。基准线法的优点是能够体现不同企业之间排放水平的差异，能够真正把减排和结构性改革高度协调起来，这也是我们和欧盟碳市场的最大差异。我们以行业为基准，把所有企业的排放限值进行了分析，把先进的限值作为标准，让所有企业向先进限值看齐，以先进限值作为分配配额的基准，促使落后企业向先进企业转变，这就是基准线法。对于个别承担公共责任的企业比如热电联产企业，主要是采用跟自己比，也就是历史强度下降法，当然这部分所占比例非常小。基准线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能不能取得充分的数据基础。经过三年的努力，通过发挥行业和中央企业的积极作用，经过对多数控排企业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能够满足公开透明、公平合理的配额分配结果。

　　碳排放权交易是真正实现配额价值的重要环节。我们充分继承了7个试点地区已经形成的交易平台，通过这些平台的充分竞争来提高交易服务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效推动碳交易的发展。总体框架是在中央注册登记系统之下，对各省的企业排放情况实施注册登记，企业通过各省级监管部门和中央各级注册系统进行连接。

　　核查与配额清缴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排放许可和配额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交易标的物，如何才能增强投资人的信心，怎样让碳市场做到公平公正，是我们碳市场建设的核心和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组织第三方机构建设，即通过对第三方机构来一次系统体检、进行全面评估，确保第三方核查能够有序进行。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明年就要启动。首先，它把八大行业纳入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范围，煤电化工是最重要的领域。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电力、民航都将被首批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产品主要以现货为主，逐步完善现货交易体系，适时研究推出有一定杠杆作用的期货产品。当然，大规模推出套期保值产品要到2020年以后。此外，抵消机制也非常重要，它能充分有效地连接碳市场、可再生能源以及工业减排等等方面，是减排路径的重要领域。当然，在碳市场建设初期，参与交易、参与监管的主体是企业，以彼此之间的配额交易为主要标的。

　　总之，未来的碳市场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体系。从八大行业配额分配预估来看，能占到总排放量的50亿吨，差不多是全国全口径排放的50%，已经是全球第一的市场规模。当然，最初的碳价不要定太高，可以以现有7个试点交易地区的平均价格为参照，初步估计现货交易量应该是12-80亿元/年。到2020年期货加入将使碳市场规模进一步增长。当然，我国的碳市场仅仅是一个要素市场，是以市场为实现减排的工具，因此它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是无法比拟的。建设碳市场要遵循循序渐进、逐步加力的方式，通过控制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均衡实现价格引导，最终让碳交易市场为经济转型、能源转型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