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报告指出，未来十年各国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以实现其先前宣布的减排目标。而目前出现的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重新审查我们自身的能源消耗，并让生产活动对环境更安全。据国际能源署预测，由于为应对COVID-19疫情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导致2020年生产活动、货物运输和旅游业指标下降，全球能源需求将下降6％。同时预计全球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将减少更多，为8％。

全球企业正在加入绿色经济复苏计划。5月总市值超过2.4万亿美元的155个跨国公司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他们在报告中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制定刺激经济措施时，不仅要着重于GDP绝对值指标，而且还要着重于保护气候的必要性。现在不仅气候学家，而且企业家也都证实：今年油价跌至历史低位恰好是每个人考虑基于煤炭和碳氢化合物消耗的旧能源开发模式前景如何的时机。

一直在碳氢化合物消耗量上居首位的中国在减少排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二月份是中国疫情的高峰期，其排放量下降25％。但报告作者也担心，随着中国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恢复，排放量会迅速升至危机前的水平，甚至有可能超过危机前的水平。

因此绿色和平组织称，2020年前五个月中国将其潜在的燃煤发电量增加48吉瓦，是2019年新投产煤电装机总量的1.6倍。的确在这48吉瓦的新建燃煤电厂中，只有14.7吉瓦的燃煤发电能力还处在建设中。其余的或者在计划阶段或者在批准阶段。

煤炭实际上仍然在中国能源平衡中占主导地位。但是中国正在积极增加其绿色能源的份额。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能源与环境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许勤华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的那样，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现在它很可能引领世界向清洁能源的过渡。

许勤华主任说：“自疫情开始至今，根据我国调查所释放出来的声音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说明中国不仅重视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还将环境保护上升为中华文明观如何与地球和自然融洽生存的哲学理念。无论是在生产消费还是其它人类活动方面，这一理念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实际上国家一直对发展绿色清洁能源从战略高度予以大力支持，这一点早在我国的‘一五’计划就有体现。只不过在制定‘十一五’规划后，开始加大行政执行力度，比如‘十一五规划’制定了GDP能耗强度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目标，相当于从法律层面去落实推进，包括《能源法》也在尽快出台。而且目前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划中，体现了与环境的相容性，包括指标体系的多规合一、多部位协调，然后把绿色发展贯穿整个工业生产活动及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落实到实践层面，首先开始的就是实现复工复产当中的绿色动能，即促进绿色经济的复苏。”

在《巴黎协定》框架内中国承诺不迟于2030年使本国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此外，中国同时承诺将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份额提高到20％。还计划到2030年将GDP的碳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再降低60-65％。

即使中国不能在2050年之前实现绝对的碳中和，中国也很可能成为减少温室气体的世界领导者。中国现在是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绝对领导者。早在2018年中国国家能源局就表示，到2020年将在可再生能源上投资2.5万亿元。这笔钱将主要用于风能和水力发电厂的开发，太阳能发电以及核电站的建设。同时，太阳能发电厂的投资额约为1万亿元。

与2008年的反危机计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中央政府拨出约4万亿元用于建设支持GDP增长的传统基础设施，而今年“两会”期间宣布，现行鼓励措施是为了发展所谓的“新基础设施”。首先，这里指的是5G网络、数据中心建设、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的发展。这样做，一方面，将通过加速数字化来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气排放量的急剧增加。其中，电动运输工具规模的扩大无疑将有助于此。

“新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将为电动汽车创建60万个充电站。为这些目标拨出大约100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