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精彩观点：

●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十四五”非常关键。煤炭消费在此期间要争取实现零增长，到“十四五”末期，应该实现煤炭消费稳定达峰并开始下降。

●地方不能为了应对疫情挑战就产生扩张重化工业产能的冲动，否则会带来新的投资风险，未来强调绿色金融更可能带来资产搁浅的风险。

●要想实现环境质量根本性好转，必须首先从源头上减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否则仅靠末端治理措施发挥的效果已越来越有限。

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

纲要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提出，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纲要在第十一篇《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纲要强调，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如何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这将给我国能源行业带来怎样的变革与机遇？又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资源型城市该如何转型？

围绕上述话题，在每经头条特别推出的“奋斗中国·两会高见”栏目中，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并进行了详细解答。

完成碳中和目标需加快能源技术创新与突破

NBD：在您看来，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将给“十四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何建坤：这既是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生态安全的战略选择，也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导向。

这一目标对国内在疫情后能够实现绿色复苏、低碳转型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如果在2030年之前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就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

中国现在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后期，经济、社会要取得持续的发展，能源需求还会有一定的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一段时期内还会有缓慢的增长。

在长期碳中和的目标下，首先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尽快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然后转入持续下降的趋势，最终才能实现目标。

这样一个紧迫的碳减排目标，会倒逼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只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环境不断改善的多方共赢新格局，就能促进经济社会取得高质量发展。

NBD：目前到实现碳中和目标，只有40年时间，有哪些难点需要克服？

何建坤：要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非常之紧迫。

有一些欧洲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但计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大体上有70年时间来进行过渡。

美国是2005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也有45年的时间。

而中国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间只有30年的时间。

虽然时间紧迫，但我们也有后发优势。目前我国能源结构加速调整，像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技术已经成熟，近10年来太阳能和风电发电的成本已经分别下降80%和60%，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可以和传统能源发电相竞争。

不过，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有间歇性特征，电网要保证安全稳定运行，就要有储能的手段。除了抽水蓄能之外，还要发展电化学储能。

比如说大家都用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在不用时也可以作为一个储能装置参与电网的运行，这些都需要革命性的技术突破。

未来要保障实现碳中和，首先能源系统要实现净零排放。当前的一个痛点在于：有些地方仍然有化石能源发电机存在，可能是用于调峰，或为了应对其他特殊的应用。这方面化石能源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埋在地下，让它跟大气隔绝。虽然产生了二氧化碳，但只要不到大气中，不产生温室效应，仍然可以视为做到减排了。

这种新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埋存技术，当前成本还都比较高，所以将来也需要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才能尽快实现产业化。

经过各种技术创新和各种技术组合，然后进行产业化的这种发展，能够保障电网持续安全稳定的运行的情况之下，来实现净零排放的这样一个目标。

新能源提供的就业机会是传统能源1.5~3倍

NBD：正如您所言，为完成碳中和目标，势必将带来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在您看来，碳中和将给哪些行业带来变革？又将产生怎样的机遇？

何建坤：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能够推进技术的创新，并推动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同时也能打造世界范围内低碳发展的竞争能力。全球要实现长期碳中和这一目标，将促进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比如说钢铁生产用焦炭做还原剂，在生产过程中也会排放二氧化碳，将来可以用氢作还原剂，然后实现零碳炼钢技术。在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深度脱碳技术要有革命性突破，也会带来巨大的进步。

另外在生产过程中，也要推广循环经济，减少原材料的消费，这同样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将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行业要大力转型，要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体系，风能、太阳能这些新能源会成为新型高科技产业，也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

正如刚才所言，再生能源大部分是间歇性的、不稳定的能源产生，所以未来在大范围布局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保证电网持续稳定运行就得发展储能、智能式电网和分布式能源网络，这就能带来技术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能源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传统能源的1.5~3倍，所以发展新能源能够产生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更多的就业机会。

未来，一方面可以在终端能源消费领域用电来取代煤炭、石油的直接燃烧利用，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氢能在终端的利用，比如说用氢燃料电池车取代汽油，用氢来炼钢，或者用氢来作为一种储能手段，还可以用以发电或进行电网的调峰。所以氢的利用也会带动氢能产业，成为一个新兴的高科技领域。

在深度脱碳技术方面，很多领域中国都具有优势，当紧迫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确定以后，就更能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

由于我国市场体量大，推广这些先进技术相对更容易，有助于这些技术迅速占领市场，并能摊薄研发成本，在世界上打造新的竞争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四五”时期应率先实现煤炭消费零增长

NBD：您曾强调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十四五”时期是非常关键的。想请教您：为完成碳达峰目标，“十四五”应该重点在哪些方面发力？

何建坤：要在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目前还有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所以“十四五”时期的确非常之关键，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机制。

“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要有约束性的目标，来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一方面要制定单位GDP能耗下降指标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指标，同时也要大力改变能源结构，制定非化石能源在总体能源消费中占比提高的目标。

另一方面，要把能源结构的调整和节能结合起来，也要制定促进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目标。

具体到节能领域，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高新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这些产业增加值比较高，能耗比较低，所以有利于促进节能，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与此同时，还要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先进技术的推广也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费。

近年来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且年均降幅基本超过1个百分点

当然，在节能的同时，还要着力改善能源结构，即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减少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化石能源的增长。这样的结构调整可以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减少碳的排放。

NBD：在您看来，实现碳达峰应该有怎样的具体步骤？

何建坤：在“十四五”时期，特别要重视对煤炭消费量进行严格的控制，煤炭消费在“十四五”期间要争取实现零增长，到“十四五”末期，应该实现煤炭消费的稳定达峰，并开始下降。

而到“十五五”期间，石油消费可以争取达峰，天然气消费还会有所增长，但天然气消费增长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必须要用煤炭消费量减少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来抵消。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消费保持一定增长，2013至2019年这6年间增幅约为78.8%

总体上，只有当全部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再增长，才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

所以，煤炭消费要在“十四五”期间实现达峰，并开始稳定下降，这也是保证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此，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二氧化碳达峰。比如说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经济转型也处于领先，有的城市现在已基本进入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平台期。这些省市经过努力，可以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再从各个部门来看，工业部门特别是像钢铁、水泥、炼铝等高耗能行业，要控制它们产能的扩张，这些部门也要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如果我国工业部门能在2025年左右实现达峰，建筑部门可以在“十五五”期间实现达峰，交通部门在2030年左右实现达峰，这样就能保证总体上全国各个部门到2030年前实现总体的碳达峰。

所以“十四五”期间，各个省市、各个部门行业都要制定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行动计划，然后促进本地区本行业能够尽快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要远近结合，每个地区统筹安排，才能在总体上实现碳达峰的目标。

地方再投资高耗能产业恐有资产搁浅风险

NBD：有的地方在谋划“十四五”规划时，似乎还在酝酿一些高碳发展的项目。这对2060年碳中和目标带来了怎样的压力？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和建议？

何建坤：经历了疫情的挑战，一些地方想要恢复经济却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扩张重化工业产能的冲动仍然存在。但这会导致两个问题：

一是这种重化工业产能的扩张会带来新的投资风险，因为有些重工业产能已经开始过剩，将来在深度脱碳和低碳转型过程中，其产品可能更没有市场，特别在将来碳价政策的实行，也会造成其未来经济效益下降。

现在很多金融企业都在推进绿色金融，减少给高耗能产业提供融资。这些高耗能产业由此将面临融资的困难，也面临未来投资的风险，可能投产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寿命期，就会提前退役，也会有资产搁浅的风险。

二是如果仍然还按原来扩张高耗能工业产能的这种发展路子，那么对国内的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也会带来影响。

要想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性好转，必须首先从源头上减少像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才能减少常规污染物的来源。否则仅仅靠末端治理措施发挥的效果已经越来越有限，只有源头控制才是实现环境质量根本好转最主要的措施。

所以，地方在进行产业规划时，不能因为近期有恢复经济、拉动GDP的考虑，就盲目投资高碳产业，否则长期来看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也会对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带来更大困难。当前在“十四五”规划和各地的发展过程中，要把这个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对地方来说，要优先发展数字经济、高新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这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一个战略选择。

NBD：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一些资源型城市也在谋划能源转型，您对这样的城市有何建议？

何建坤：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首先必须要有一个长期转型的目标和战略。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必须要实现转型，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转型，将来的路会越走越窄。转型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例如大同市是个资源型城市，现在争当能源革命尖兵，也在建造氢能的产业和其他新能源产业，这体现了自身要有转型的意识。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提出，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要以革命的姿态来推进这种转变，只有顺应绿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才能适应新的竞争格局，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

此外，各级政府也要出台政策来支持这种转型。比如山西大同这样的老煤炭基地，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产能消化问题、人才问题等，都需要进行全面的统筹，要有相关政策来帮助、支持地方转型，从而给新的产业带来发展机会。